高师班的生活，多姿多彩，我们过得非常愉快。高师职总的解散，是一件终身遗憾的事情。我们尽力了，不满归不满，失望归失望，但不会因此影响我们的工作态度，这就是高师的精神。
王谦怡
日期：2016年3月22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11时30分至下午2时30分
地点：吉隆坡美达酒店餐厅（Hotel Midah）
受访者：陆庭谕（州立学校高师班，1951年第三届）、王谦怡（巴生三中学高师班，1955年第二届）、汤利波（州立学校高师班，1950年第二届）、叶俹诚（巴生三中学高师班，1954年第一届）、罗森昌（新文龙中华中学高师班，1954年第二届）、林金己（巴生三中学高师班，1954年第一届）、黄机运（巴生三中学高师班，1954年第一届）
访问者：康碧真
记录者：康碧真
1948年至1957年间，英殖民政府开办“马来亚联合邦华文高级师范班”（简称“高师班”），以解决华文小学师资缺乏的问题。初创时期，高师班仅附设于槟城福建女校（后改名“槟华女校”）、霹雳实兆远南华中学、吉隆坡坤成女中及马六甲培风中学等四校，后来逐步扩展至槟城孔圣庙中华中学、霹雳怡保育才中学、吉隆坡州立学校、芙蓉中华中学、槟城青草巷官立师范学院、麻坡中化中学、霹雳女子中学、新文龙中华中学、太平华联中学、巴生三中学（中华、华侨、兴华）、金宝培元中学、巴生光华中学等。在短短的十年里，高师班培训了2113名合格教师，不但在捍卫及推广华文教育发展的道路上，扮演着承先启后的重要角色，更是1950年代培训华校师资的主旋律。
在王谦怡校长的牵引下，本期《通讯》有幸邀请到高师班毕业教师：陆庭谕、王谦怡、汤利波、林金己、黄机运、叶俹诚、罗森昌等七人，齐聚一堂，一起回顾那些年在高师班的喜与乐，以及高师职总所走过的峥嵘岁月。
高师班的概况和生活
陆庭谕：我就读于麻坡中化中学。早在1950年，中化中学原本要开办高师班，但教育部规定，申请高师班者需要参加入学考试，本校初中毕业生认为这项规定不合理：既是本校毕业，为何还要参加考试呢。于是大家纷纷罢考，开办高师班计划最终告吹。到了我们的时候，教育部已经实施初中会考，“会考及格”就被列为申请高师班的主要条件之一。我与同学刘发振、郑振忠在毕业时，正处彷徨之际，我们家境并不是那么好，根本无法再继续升学。后来他们两人邀我一起到吉隆坡报读州立学校开办的高师班课程。听到“吉隆坡州立学校高师班”，我脑海里便浮现毕业班旅行时，到州立学校看到高师班同学上课、学习的情景，心里一股欢喜之情自然而然涌上。茫茫然的我们，也曾向陈人浩校长请教前途问题。陈校长认为，高师班既提供免费专业训练，毕业后又是合格教师，是一条可行的出路。于是，我们三人在陈校长的鼓励下，便到州立学校报名。州立学校是一所非常特殊的小学，当年高师班都是附设于中学，只有它是唯一开办高师班的小学。高师班毕业后，刘发振到金宝执教，一年后便申请转回麻坡中化小学任职，后来升等为校长；郑振忠在巴生共和小学教书；我则在丁品松校长的推荐下，到吉隆坡半山芭育三学校任教。我选择入读高师班，主要的就是解决生活的问题。
黄机运：我毕业于巴生兴华中学。在等待初中三会考成绩的某一天，我在田里种番薯，有个同学特地跑来恭喜我，说在报纸刊登的会考榜单上看到我的名字。初闻喜讯，心里又惊又喜，不久开始陷入担忧中，想着：会考考中，又能做什么呢？若要继续升学，就必须到吉隆坡，当时巴生一带都还没有设立高中；若到吉隆坡升学，车费、伙食费等，开销不少。最后，我心里打定主意，当个木工、木匠之类的，不再继续升学。但没想到，巴生三中学（中华、华侨、兴华）在这时候联办高师班。看到高师班招生启事，心里高兴得很：一来课程免费，二来上课地点在中华学校，离家很近，走路就可以到学校。于是，我便与同学李新兴一起报名高师班。1955年，我从高师班毕业；1956年，我便申请到双溪峇也（Sungai Buaya）中南华小任教。第一个月领到薪水，共185元，我便做了一条裤子。那条裤子，车工费加材料费才5元。老实说，我当老师是料想不到的事，意外中的意外，就是那句“命苦不如乘早死，家贫无奈做老师”吧。
汤利波：1952年，我毕业于尊孔学校。家乡的读书风气不盛，只有我和一、两名村民接受教育。初中毕业的时候，州立学校高师班正在招生，而殖民政府正要抽壮丁当兵。我选择进入高师班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避免抽壮丁；二是改善家庭环境。我父亲对我的要求不高，只希望我看得懂中国寄来的信就行了，但没想到我竟然从高师班毕业，还当上老师。高师班还未毕业，就有校长到我家里怂恿我的父母，希望我毕业后能够到他的学校教书。基本上，我们这些高师班毕业生很快就被学校“抢”光，有些同学还未毕业就拿到聘书。
王谦怡：当时初中毕业后，如果要继续念高中，只能选择到吉隆坡、槟城，或是新加坡。我老爸是一名华文学校的老师，薪水待遇不高，家里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我们的生活费、教育费等，都靠老爸一人在支撑。以当时家庭经济状况来看，念高中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初中会考成绩公布后，老爸便鼓励我申请高师班。在申请程序上，我是以学校推荐的方式进入高师班，所以没有遇到太多的问题。我们上课是全日制的，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同学来自全马各地，如：霹雳、彭亨、吉隆坡等，彼此关系都很好。我们经常在一起举办月光会、舞蹈会、壁报活动等。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有杨青峰、陈鸿基、杨登程、陈运通等。杨青峰老师是中文老师，在讲课的时候经常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我总是听得津津有味。陈鸿基是一名很尽责的老师，很关心学生的生活，主要是教“教学理论”、“教学概论”、“教育心理”。杨登程主任上课时讲课都很大声，经常口沫横飞，深怕学生听不到，坐在最前排的学生最辛苦，经常被他的口水喷到，叶俹诚首当其冲。杨老师最有趣的地方是在讲解“祭文”的时候，如韩愈〈祭十二郎文〉、袁枚〈祭妹文〉，每讲一次就流一次眼泪，我们都被他感动，不敢出声，静静地听。至于陈运通老师呢，经常迟到，上课钟响后仍不见他的踪影。于是，我们便到他的宿舍大喊“老师，老师，上课啦……”，直到老师“哦……哦……”回应我们。高师班的生活，多姿多彩，我们过得非常愉快。经过两年的训练后，我们还需在“联合邦华校高师毕业班会考”考获及格才能毕业。高师班毕业会考现场，不乏有校长亲自前来“物色”老师，看谁写文章的字体漂亮，就相中谁。毕业后，我们任教两年，学校校长就会推荐我们申请教师注册证，成为合格教师。当年高师班毕业教师的待遇在新薪制中属A级，但男女薪水有别：男教师一个月是185元；女教师则是160元，而其他一般教师只有148元。我们工作量是一样的，但每个月的薪水却比他们多出几十元。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些教师虽然在政府开办的高师班毕业，但没有公务人员身份，除非在州立学校任教。
罗森昌：1953年，我在金宝培元学校就读初中三。黄云翔老师是教务主任，对我很好，经常帮助我。后来黄老师到龙引新文龙中华中学高师班当主任，就一并将我带到那边念高师班。从金宝到龙引，需要搭火车，车票是黄老师买给我的；在那边的生活费等，是黄老师帮我筹借的。学校董事部一个月借我30元，但还是不够，我便在校车当跟车员，一个月赚20元，每个月凑足50元，33元吃饭，6元洗衣，还有几元买阿华田（Ovaltine），剩下当交通费。在高师班的时候，我曾做过一件“威水”的事情。学校当时有100多位寄宿生，包括几位老师。寄宿生一天三餐都在食堂解决，伙食费一个月33元。年轻的我们很能吃，一餐都要吃两碗饭，但经常在第一碗饭吃完后，便没有菜了，同学们都吃不饱。后来寄宿生开会，决定将“伙食”拿回来做，不要让食堂“乱包饭”。经过一番讨论，我们几位寄宿生便与食堂负责人“谈判”，希望他们不要“吃” （偷工减料）得那么厉害。我们又要求董事部让我们负责买菜，结果惹得食堂罢煮，全部人没有饭吃。于是，我便带着八位同学到食堂厨房煮饭，负责所有人的三餐。煮了两天后，董事部才另外聘请人回来负责煮食，但我们还是继续负责买菜的工作。我们的早餐每天都有不同款式，有包子、面包、炒粉等，大家吃得很爽。我们也向同学家长买鸡、买鸭，价格非常便宜。学校假期前夕，买菜钱还剩下不少，于是我们就不再收钱，让大家吃免费的，这种情况维持了近两年。校长因这件事情赞扬我，并将记大功的启事张贴在学校布告栏。高师班毕业后，我在柔佛文律乐育学校任教。原本打算回金宝，但在还没毕业时，就已经被文律乐育学校校长预聘。一年后，我向教育部申请转换学校，结果督学来找我，将申请信函交回给我，要求我再多教一年。两年后，我才申请转到吉隆坡增江北区学校。
叶俹诚：1953年，我毕业于巴生华侨中学。当时家境贫穷，兄弟姐妹多，靠老爸一人砍伐红木维持家计。毕业后，我是不可能再继续念高中的。在机缘巧合之下，我看到报纸刊登巴生三中学开办高师班的启事，于是便与老爸商量。老爸觉得高师班的课程免费，毕业后又可当教师来减轻家里的负担，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印象中，陈鸿基老师很有爱心、很尽责，如果你犯错，他不会责骂你，只会讲故事给你听，是苦口婆心的老师。那时候，学校没有提供课本，他便用蜡纸亲笔写讲义给我们，字体很漂亮，我们拿到讲义都很感动。我是杨登程主任的助理，很多抄书工作都是我在负责，写了不少应用文，写钢板也学了一套，获益匪浅。当时有共产党党员在我们的抽屉放传单，杨登程主任的回应是：“你们看，看完之后通通交给我”。所以，政治部人员经常找他调查问话。高师班毕业后，教育部并没有派我们到哪一间学校任教，反而是学校的校长主动来找我们，又或是我们自己去找学校。就我的例子，当时有三间学校的校长约我在咖啡店面试。面试时，问我：“你能教体育吗？我们要办运动会。你能教舞蹈吗？我们要办游艺会。你能画图画吗？我们要美工、美术老师。”我对体育比较有兴趣，所以选择了瓜拉雪兰莪巴西不南邦启智华小。年轻时，我很肯学习、有胆识，校长要我做什么，我便去做什么。校长很器重我，让我策划了不少游艺会，间中也累积了不少行政经验。九年后，28岁的我，就申请到瓜冷万津启化华小当校长。
林金己：1953年，我毕业于尊孔初中。小时候家境贫穷，我做过割胶工人，以半工半读方式完成学业。当时南洋大学刚成立，我有很多家境不错的同学想继续升高中，进入南洋大学，如刘锡通律师等人。毕业后，我感到很彷徨，不知道前方何处是去路。后来从报纸、朋友那边得知，高师班课程是免费的，但已经开课了几天。于是，我便鼓起勇气打电话到吉隆坡教育局给视学官刘怀谷先生。我将情况告诉他，并问他是否还有机会进入高师班。结果他说，我签一个名给你，你将我的签名交给杨登程主任就行了。于是，我便拿着那张签名纸条，高兴地搭上火车到巴生中华，开始了两年的高师班生涯。当时，我住在Sungai Way（现在的Sunway），早上5点多就骑着老爷脚车到火车站，到了火车站后，脚车便丢在一旁，拿了一张15元的长期火车票（3个月），搭上火车到巴生上课。下午4点，课外活动结束后，又搭火车回家。回到家后，我便开始帮忙洗树胶，做家里的工作，到了晚上10点，才有时间温习功课。第二天，我又早早起床，搭火车到巴生上课。日复一日，直到毕业。那时候，我妈妈一天才给我3角钱，在巴生只能买两个面包，一杯冰水，或是两杯冰水，一个面包。我妈妈常跟我说，“如果不能读书，就去割胶，家里有养牛、养鱼，还可以生活。”如果我没有选择高师班这条路，可能就过着不同的生活了。
高师职总争取权益的历程
1962年，教育部颁布统一薪金制，原本享有A级薪级的高师班毕业教师，被降至C级（丙级Y）；1972年《阿兹报告书》实施，再次被贬为B1薪级，教师资格及薪金福利等都受到影响。在力争高师班毕业教师的合理地位及薪金待遇的过程，1962年成立的高师职总扮演着至关重要角色。
叶俹诚：高师职总创办初期的主席是陆庭谕，接下来就是陈天木，再来是施敦和。我当时与施敦和一起搭档，驾车北上南下，到各州职工会报告工作进展。1965年，我刚进瓜冷万津启化华小当校长时，学生人数才140余人，掌校15年后，学生人数增加至500-600人，但1962年的统一薪金制及1970年代《阿兹报告书》，使我从A级降到B1级，以后不能再升级，直到退休为止。除非像王谦怡校长那样，考获剑桥文凭，才可以再升级。我曾经找过教育部副部长陈声新帮忙，但他的助理刘庭芳却对我说：学生人数的增加是因为乡村发展，并不是你的本事、你的功劳。今天已经给你一件衣服穿了，难道你还想换新衣服啊？！听了这个回应后，我感到很心痛。高师职总申诉失败后，我被调到更小型的学校。后来，我在督学蓝碧琛的帮忙下，才成功调到巴生中路中华国民华小。1989年，我申请到新开办的巴生兰花园华小担任第一任校长。当时王谦怡、汤利波等人都很担心我，教育部万一颁布新制度，可能会影响到我。结果三年后，教育部果然推行新制度，而我刚好也退休了。降级，是我心里的一个遗憾。
汤利波：我们从争取到向法庭提出上诉，透过很多管道，包括找部长、政党、律师等。我们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只能靠高师班同学出钱出力。到外坡开会时，我们不敢住旅店，只敢住在付几块钱清洁费的会馆。到了打官司的时候，会员每人征收50元作为打官司费用。我们的律师，一个是黄木良律师、一个是希图律师，才收我们3000元律师费。最后，这场官司败诉，法庭判决：高师文凭为师训资格，学术程度不及高中三，薪级列入B1是严格符合委员会的建议。当官司败诉后，我们便将剩下的钱作为高师同学子女的奖励金。
林金己：1967年至1972年间，高师职总主席是陆庭谕，秘书长是罗森昌，财政是我。我们每天到处跑，到处找人帮忙：马华的刘集汉答应帮我们，结果不了了之；找教育副部长陈声新，结果差一点被捉到警察局；找林敬益，他为人直爽，愿意帮忙，但爱讲不好听的老粗话；找陈修信，他不肯见我们。我们没有政治的力量，只能靠政治人物的帮忙，他们指东，我们走东；他们指西，我们就走西，反正东西南北走一回。到了后期，我们身上都没有钱了。我跟庭谕吃饭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今天没有钱了，这顿饭由你付钱”；等到他有钱的时候，就由他付饭钱。
倡议独立大学的始末
“独立大学”，曾经是马来西亚众多华人心里的一个梦想。
1967年9月，教育部长佐哈励（Mohamed Khir Johari）宣布：“唯有剑桥文凭和马来西亚教育文凭的学生，才能出国深造”，从此华人社会掀起了长达14年的创办独立大学热潮。高师职总在倡议创办独立大学事件上，发挥了引领及推动的作用。陆庭谕老师简述了倡议创办独立大学的经过：
我们不明白为何教育部要限制学生出国深造，所以经常发文告据理力争。当时《马来亚通报》编辑黄尧源就以玩笑口气问我，“何苦议论纷纷，为何不自己办一所大学”，一语惊醒梦中人。同年12月7日，我在高师职总中央执委会议上致词时，提出创办华文大学的建议。会议通过函请董教总领导创办华文大学议决，并首倡捐献1000元。次日，教总在常年代表大会上通过接纳高师职总的建议，以解决华校高中毕业生的深造问题，从此创办华文大学的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
从董教总工委会议决将华文大学定名为“独立大学”、独立大学宣言及计划大纲草案的发表，到陈修信公开发表“铁树开花”言论，整个过程漫长而艰辛。1969年，马华的刘集汉要参选莎亚南区国会议员，所以“拼命”来开会；大选前夕，即5月8日，政府批准独立大学有限公司的注册。结果后来发生了“五一三”事件，独立大学有限公司的申请被“冻结”；1972年国会恢复，但已事过境迁，时机已经过了。在争取的过程中，历尽沧桑，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但我们还是必须扮演这种角色。
从高师班到高师职总，从教室到法庭，一路走来，甜酸苦辣尽在其中。对新一代的年轻人来说，“高师”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又或是一段未闻其详的历史，但它却在新马华文教育史上谱写了一首自立奋进的史诗。1989年6月，高师职总正式解散，完结了其历史任务，但其精神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本文收录于《林连玉纪念馆通讯》（2016.1），页29-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