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61年领导董教总期间，为着华文教育的前途，为着本邦数百万华裔族群的权益，林连玉先生曾五次踏足槟城。这五次赴槟，对于林先生个人来说，每一次都是“大事”。这不仅是因为当时交通甚不发达，从吉隆坡去槟城算是很远的路途了；还是因为林先生其实很怕远行。用他自己的话：“我平生是最怕长途乘车的，走十几里，我就会作呕，所以，过去十几年，我的足迹总是不离吉隆坡……”（《林连玉先生言论集》，页344）
下面谈谈林连玉先生五赴槟城的背景和经过。
一、1952.10.23 出席教总理事会议讨论教育遴选委员会报告书
1952年，当年教总理事会选举是采用分区轮值制，当值区是槟城，所以，教总理事会议是在槟城召开。其时，马来半岛实施的紧急状态已进入第四个年头。2月，代表槟城教师会出任教总主席的陈充恩遇狙身亡。6月底，殖民地政府宣布实施“新薪津制”，内有不利于华校的措施。8月中旬，《教育遴选委员会委员会报告书》内容在报章揭露，因拥护《巴恩报告书》的立场，令华社群起哗然。10月9日，报告书及教育法令草案正式公布，内容未见改善。
就在那种背景下林连玉先生不得不亲自出马，“第一次乘飞机，也是第一次到槟城”。（《风雨十八年·上集》，页47）
根据《教总33年》第一届会务报告（页231-232）：“十月廿三日召开第四次理事会议……认为该报告书对于本会请求‘政府将华文教育列为本邦教育体制中重要环节之一’意见未予接纳，经慎密研究，一致通过坚决反对。同时向联邦副钦差大臣送呈备忘录，敬致华人立委，发表告全马各界人士书。”
二、1956.9.9 出席槟城筹募教总基金慰劳大会
1956年，这是林先生担任教总主席的第三年，也是国家由自治迈向独立的关键性的一年。独立有期，可是作为建国民族之一的华族地位不明，公民权益没有获得应有的保障。林先生当时全神贯注处理此事。那年4月，他重拳出击，促使全国华团召开大会，提出华人对公民权的四大要求。5月，他通过在马来报章发表开斋节献词提出各民族合作建国的理想。同月，通过会谈争取新教育法令不列入“最后目标”的条文。8月，巧妙利用“火炬运动”使大部分华人家长将子女送入华小就读。9月，利用雪州印校教师会的平台争取到印裔同胞认同教总对语文教育的主张。
在林先生全面出击的时候，当然需要有一个稳固的大后方，一个运筹帷幄的基地。当时，教总并没有任何活动基金，仅靠属会年捐过日子，要耗资盖建会所能力有限。另外，林先生当时领导教总争取华人权益大家有目共睹，都乐于当他的后盾。这才产生了筹募教总基金的呼声。在哪儿筹，怎么筹？以郭银城、李典谟为首的槟州华社人士，在热情的青年学子积极配合下，创造性地采用中元节点唱的方式筹钱。结果，在全国为教总所筹得的23万8千余元中，槟州一地就筹到17万4千，遥遥领先。
9月9日，槟城各界16个团体在乔治市头条路新春满园剧场（后来的新都戏院）举办筹募教总基金慰劳会。当天林先生在教总副主席周曼沙陪同下，从吉隆坡乘机赴槟。
当晚，挂着“欢迎文化斗士林连玉先生”标语的会场万头攒动，盛况空前。林先生在众人的期待中致谢词，他说：“这笔钱不会拿来做普通的开支……要用在有益的建设事业上……留作永久的纪念……对槟城方面有一种特别的纪念物，藉以答谢槟方人士的热情。”
1958年，五层高的教总大厦在吉隆坡秋杰地区建峻，成为教总（以及后来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的活动基地，华教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决策都在这儿作出，号称“华教运动的司令部”。教总大厦四楼礼堂被命名为“槟华厅”，礼堂墙上置了碑记，以永远记录槟城人对教总对华教的巨大贡献。
三、1957.4.23 调查钟灵中学学潮
1956年11月23日，槟城钟灵中学因为接受殖民地政府的“特别津贴”，引起学生的不满而爆发学潮。当局以高压手段驱逐学生出校园，并关闭学校。而后，更大量开除所谓问题学生，人数达68名，引起华社哗然，纷纷为学生打抱不平。岂料当局在少数几个把持校政者的配合下，继续玩弄权术，使学生未能安于读书，至1957年4月4日，再发生罢课事件，且范围扩大至韩江和中华中学。这场风波闹大了，首当其冲的是在国家政治中的华人代表马华公会。其总部议决设立槟城学潮调查团，以文化组主任李润添为首，团员为吴志渊、符兹美和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秘书温典光，再邀请教总教育顾问严元章博士共五人组成之。后因温典光恰好不在国内，即由副秘书林连玉代表。
调查团于4月23日抵槟，下榻于著名酒店伊恩奥。前后会见了英籍的槟城教育局长、钟灵的董教代表五人，包括董事长王景成。最后是钟灵学生代表约五十多人。
林连玉此次赴槟，并非代表教总。他很在意这点。在回忆录中，他写道：“我们到槟城……记者来访，我首先声明：这调查团是马华公会组织的，跟教总没有关系；我本人是代表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秘书温典光先生，跟教总也没有关系。请大家不要误会。”似乎对调查团的结局早有预感，以致要划清界线。果然，后来公布的调查团报告书，很不得人心。
李润添的报告将学潮责任推给反对党，指罢课学生被利用，并拒绝纳入有关备受非议的钟中董事长王景成以及校长汪永年的一些事实。林连玉和严元章博士始终拒绝在报告书上签名。
四、1958.2.14 参加课程委员会会议
1955年，华巫印联盟在立法议会选举中大胜，组织自治政府。为了在这个新兴国家落实新教育政策，配合拟议中的拉萨报告书，还设立了一个“课程纲要及时间表委员会”（General Syllabus and Timetables Committee，简称“课程委员会”）。顾名思义，课程委员会就是要为这个新兴国的学校制定一般的以及各科目的课程纲要以及上课时间表。
那时候，虽然行政权力还是把持在遍布各地的殖民地官员手里，不过自治政府毕竟已经成立，而巫统还未有资格一党独大，在权力分配上，表面看来还算是公平的。15人的课程委员会，委员中英人有2名：全国提学司E.M.F. Payne， Dr. G.E.D. Lewis；巫人4名：Tuan Syed Nasir，Abdul Hamid Khan，Zainal Abidin和Mohd. Nor；华人5名：林苍祐（委员会主席），梁长龄，陈崇美，林连玉和严元章博士；印人3人：Manickam，Teerath Ram（各民族学校教总主席），L.T. Rajan。（另一人G. Leo身份待查）
课程委员会自1956年3月27日在吉隆坡举行第一次会议后，工作延续数年。林连玉在回忆录里，有几篇精彩文章，总称〈课程委员会杂掇〉，记载课程委员会里各种不为人知的秘事。（《风雨十八年·上集》，页145-177）
课程委员会此次在槟城开会，很可能是为了迁就身为槟城人的林苍祐医生。林连玉是与教总顾问严博士以及Teerath Ram一起，之前一天从吉隆坡乘搭火车北上，并在槟威渡轮上接受《星洲日报》记者采访，畅谈华教问题。
五、1961.3.15 参加教总工作委员会会议
1961年3月，正是华文中学攻防战进行得激烈的时候。作为华教运动主力的教总决定在槟城召开工作委员会会议，专题研讨华文中学改制应对办法。为什么选择在离开都门那么远的槟城呢？林连玉当天开会致词时有解释：“这一次教总工作委员会所以在槟城召开，是总会谋与分会作更密切的联络，同时邀请当地分会委员列席参加，用意在于集思广益。这是总会今年度的新决策。”（《教总33年》页447）
当然，选择槟城更可能是由于教总感觉到，在进行中的华教攻防战中，北马地区的情况最不乐观。过去的钟灵改制事件就是先兆。林连玉、严元章、周曼沙等这批教师会骨干，正是华社当时最能干的知识分子，不会不知道这点，恐怕只是不方便说出口而已。
林连玉先生在这次会议中慷慨陈词，高呼“我们的学校，是我们文化的堡垒”。又引用孟子所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大声号召：“我们认为传统相承已经数千年的文化，不但要加以保存，还要发扬光大。因此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维护下来。这就是说，津贴金可以被剥夺，独立中学不能不办！”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一再引用。
（2015.3.9修订）
本文原刊于《林连玉纪念馆通讯》（2015.1）2015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