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拉丁拼音学习汉语方言、以母语传授西文西学
—— 也算是另类中文教育的天主教亚洲总修院
/ 王琛发
总修院：1980年代的老建筑，已不存在
在1807年12月，原本在福建兴化传教的法国神父Lolivier经由在澳门短暂逗留之后，带着5名来自中国的神学生到达槟榔屿，筹备他们避开中国反教会高压之后的的继续学习；到了1809年Letondal神父又从从澳门带了6个四川学员到来会合，他们的办学历史，便是1809年天主教会在槟城创办亞洲总修院（College General）的缘起，它最初的名字是“Chinese College”（中国学院）或“Sichuan College”（四川学院）。
天主教会在英殖东南亚地区以中文训练神职人员，当时教会神学院对学生的要求，是要他们兼通东西方的文史与科学知识。
如果说，大凡采取中文教学就可以概括在中文教育的范围，后人经常翻译为“大修院”的总修院最初是以中国学生为对象，也是为来自中国的神学院学生提供继续深造机会，虽然他的语言教育定拉丁语为必修课，最终目标是训练学生对于拉丁语的读、听、写能力，但是它的课程使用母语教学，而且也包括用汉语课本学习儒、道家的经典，因此，这间法国外方传教会办的总修院也算得上是早期东南亚中文教育的一部分了。至少，它算得上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另类中文教育。
现代学者论海外华人办学，一般都会提及1690年6月吧达维亚福建甲必丹郭训观倡议设立明诚书院，视它为有文献可稽的最早记载。但是，在马六甲青云亭，志明“龙飞乙丑年剙”（1685）的《甲必丹李公博懋勳颂德碑》，碑上 “因明季国祚沧桑、航海而南行，悬车此国”等文字笔划雄整、词文顺畅，青云亭诸神主牌位上的行文用词更是重视明、清之间的正朔之争，又似可证实同一个时期在荷殖马六甲的华人文化水平不低，对儒家义理以及其文字教育的传承也有所执着。
只是，马来（西）亚华人毕竟严重缺乏19世纪以前的文献，难于证明在明末清初滞居在马来亚半岛和婆罗洲的先人曾经办过私塾或义学，反而是法国人在槟城建的教会修院，既有进修中文，又主张神职人员也必须理解孔子学说，用中文和拉丁语作各科课本双语教学的历史早于新马任何一间华人创办的学校，而且是大专院校。即使它在十余年后为了面对整个亚洲而转了方向，但是，直到1950年代，它的内部还是有面向中国学生的中文组，造就了一批回不了中国的神父留在东南亚，包括分赴新马各地主持教堂和处理教会办理的华校实务。在现有的修院历史展示馆，还留下了中文题目的各种活动纪念像片。
修院在东南亚教学中文的历史传统
其实，总修院并不仅仅是在槟城设校初期采用中文教育，而是有着更前面的传统。
隶属天主教的法国外方传教会在亚洲地区创立总修院的历史可以远溯至1665年。当年在京城阿瑜陀耶城（Ayuthia）设校的修院，包括了大专学院和语言预备学校的课程设置。当时的暹罗国王支持境内设立修院是为了学习西方科学文化，国王本身就选派了10名学生到修院学习西方科学。教会的目标是在西方教士进入各国传教时，为他们提供语文教育，以及为亚洲所有的差传会培养本土未来的教士。同一个时代，天主教会南怀仁等人在经历了鳌拜支持的杨光先《辟邪论》制造的教难冤狱后，获得康熙帝平反而亲赐教士“奉旨归堂”手谕。到了1670年代，在越南黎朝以汉文为国文的时代，总修院主要针对来自越南和中国这两个汉文字盛行地区的学生，也主要是以他们的母语作为教导拉丁文的媒介语。毫无疑问，当时的教会的教学经验认为母语是初学外文的最适当媒介语。修院让西方人从学习中文等东方语言开展了与亚洲更密切沟通的历史，亚洲人也通过修院的西式系统教育，打开认识西方思潮、历史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大门。
总修院华人学生之中，最著名者是李安德。在乾隆朝一再爆发反洋教风潮期间，1764年临危接命为四川主教的李安德，在基督宗教史上是创立中国神学院的第一人。据说李安德家中自明末以来便世代信教，他在八岁就随法国神父去澳门，1710年起在总修院学习了十五年，1725年在总修院晋铎后先后在福建、广东、四川等地传教，和他一起传教的还有同学党怀仁。李安德一生坚持用拉丁文写给教会的日记、书信、报告，已经成为后来研究当时历史的珍贵史料，他曾冒着当时只有朝廷有权诠释历法的危险，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定西洋年历和阴阳历对照的中国人，可见总修院双语教育的成功。
到了1760年代，在缅军攻陷暹都、大城王朝灭亡前后，修院在战乱期间一再搬迁，最后迁到目前已经属于柬埔寨的边境市镇Hondat；这期间修院还是有华人学生。到1767年，后来抗缅成功、消灭各地割据而统一暹罗的郑王政权，怀疑修院曾经掩护敌对的前朝王裔逃入柬埔寨，由此引发教难，而身陷牢狱的两位法国外方传道会教士和另一位华人神父，在狱中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学习中文。在此期间，到李安德1774年去世前，他曾秘密送出一些学生到泰国的修院。
当学校在百年历史中不断在亚洲地区易名搬迁，到了1770年代，重新设立在印度西岸Vitrampatnam的新修院，学生每星期花两天学母语，其他时间虽以拉丁语交谈，但其神学课都是采用汉文课本上课。后来在1774年继任修院院长的神父发现到学生都为了应付功课而变得中文水平特强，反而乏于掌握教会作为官方语言的拉丁文，其中有不少学生已经成为好博士或医生，但是却学得精疲力倦；因此，新任院长便要求改变修院过于偏重中文的情况。但是，由于各地的学生来源短缺，在修院1782年暂时关闭前，法国外方传教会在远东的负责教士担心“总”修院已经不再名副其实，变成“中国人的学院”。
在1811年的时候，全校共有18名四川学生和2名广州学生。当时的文献上总会有称它“Chinese College”（中国学院）或“Sichuan College”（四川学院）。可是在Letondal的心底，这是亚洲总修院的复兴。
修院在槟榔屿教学中文的历史留痕
自1836年，来自交趾支那的第一批越南学生到达，全由中国修士组成的“中国学院”，就不再是“中国”的而是名副其实的总修院了。这之后，学生只有在学习中文科或者在每周三的例假和其他假日期间可以使用本身的母语，平常只能说拉丁文。但另一方面，中华各民系的方言，无疑也是重要的学习科目。
我们今天到槟城的总修院的历史展示馆，还可以看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留下来的许多手抄辞典，以及用拉丁语或者法语拼音的客家语、广州语语文课本。从这些课本的内容，可以发现到教会自我形容日常活动的关键词之一就是“办学校”。从这些辞典和课本，也可以发现当时的外国人，是如何在不懂丝毫汉字的情形下，使用这些法国印刷的最早期的汉语拼音或汉语方言拼音，学会和中国人交谈；而当时的华人文盲，也因此的依靠采用拼音文字的课本最快速学习神学、物理、化学、数学，以及东西方文化；他们只要进一步靠着懂拼音去查索辞典上的汉字，就终于可以同时掌握读、写、听。吾人亲眼见过这一系列的文献，就会明白为何在印度的总修院学生都是拉丁文追不上中文水准，原来在注音符号出现之前，教会提供的这一条结合拼音学习母语教育的捷径，已经在无意之间协助中国扫除文盲，也让学生在学习母语同时接触了西方思潮与现代科学。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新文化运动出现了包括罗马化汉字等激进的改革汉字主张，何尝不是由于接触过西方各教会的这一汉语学习传统？但西方是以拼音学习汉字，而当时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是以拼音取代汉字，未免矫枉过正。
槟城的总修院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之后，也配合着国家的形势，出现许多转变。到了1960年代，天主教梵蒂冈二次大公会议确定了支持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教育权利以及母语的自由应用，对使用拉丁文的严格推动也退出了总修院的历史，但到了1966年，却迎来了英语作为共同语言，其中一个考虑是为了和罗马的梵蒂冈城市大学双联神学学位，因此必须采用两地人们都通用的一门国际外语授课。到了1984年，教会将原来位于槟城加拉歪路的修院原址卖掉，换来在古晋、新加坡、槟城丹绒武雅地区另建三间神学院的机会，而原来的亚洲总修院也成为了区域性的修院。此时，总修院在19世纪初期源于四川的合作、早期修院教育与中文教育的密切，已经是往事只能回味。
但毕竟，对曾经到修院上课的我们，槟城大修院的历史还是留给我们极深的感触。我们必须承认，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曾经有过一批法国与中国教士，在文盲遍布的亚洲，为汉字与汉文化的流传做出过贡献。他们固然带着传教的目的，可是也是主动地努力为西方认识中华传统、中华民族接触西方现代文明，架起了桥梁。
如果我们承认教会办的华校是启迪民智的华文教育历史的组成部分，那么，总修院培养过许多在中国和东南亚各地开校办学的教牧人才，客观上也确实为中文教育贡献过一份力量。
(作者为孝恩文化基金执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