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华教”和“华教运动” / 曾维龙

在马来西亚华社的语境中，“华教”和“华教运动”这两个词语的应用一直都并行不悖，甚至互为溷混用。 我一直主张上述两个概念应当分割讨论。前者包含教育的本质、专业、团队、组织，甚至独立的一个领域。其主体主要由学生、老师和家长构成；后者则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和信仰，包含社会各阶层动员的力量，甚至是跨族群的议题。 教育政策不确定性 当下华教或华教领域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国家教育政策的不确定性。无论我们如何认为华教的归属是否应当在华社的手中，华文中小学的编制依然属于国家层次问题，或宏观政策体制下的一个环节。尤其在一个还是第三世界权威国度里，我们的教育体制是由中央而及地方，由上而下的实施。 从课本和课程的设定，到师资培训和最终公共考试（评估）的依据，都以一个中心为要旨，即马来西亚是我的祖国作为出发点。培养国民对国家和民族的效忠与认同，是国家宏观的目标。 然而，什么是“国家”，1969年前后民族国家的认同意识，显然处在不同的历史模式。当下我们还要面对泛回教化教义的问题，国家政治的方向正处在十字路口。 教育的方向应该怎么走？华教的方向应当怎么走？这是一个大哉问，却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华教面对全球化挑战 其次，华教还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确切的说，1996年教育法令实施以来，为私立学校设置了全面规范，允许私人领域和资本介入教育领域。 截止至目前为止，国际学校在近年来倍增，从根源上与1996年教育法令以及马哈迪当年的2020宏愿不无关系。主流的英语语系教育体制，反而成为这些国际学校竞相挪用和接轨的通路。华教反而成了与潮流相对立的“传统”办学模式。 然而，正是这种“传统”的办学模式，与1960年代以后大量的国民学校（全然以马来文为媒介的学校）相比，华校的数量（包括华小、国民型中学和独中）虽然被限制，却反而更能保持其特色。 从市场的意义来看，家长对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的期待，才是他们选择学校的标准。因此，华校反而吸引他族进入。但是，国际学校的增加反而成了教育市场上另一重要选项。 叶新田成华教运动负资产 一旦国际学校逐渐普及和更为平民化，以争取庞大的教育领域市场，华校的学生来源或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挑战。 以上问题，并非能从“运动”的角度处理和解决。过去董教总在前主席叶新田的把持操弄下，频频产生组织危机。他的危机发展至今，反而成了华教运动的负资产，深刻影响董教总另一重要的一面，即扮演华社内部的教育部，举办统考，调适独中课程纲领。 简言之，叶新田从华教运动崛起，成为华教领袖。然而，一旦其信仰开始腐蚀“华教”自身应有的专业性，就成了悲剧。 再定义华教及华教运动 近日来彭亨州关丹中华中学所面对的问题，何尝不就是有人把“华教”和“华教运动”重叠解读，企图从过去“华教运动”的经验中解决和发现问题？殊不知“华教运动”并不包含应对全球化和资本化的经验。 一批过去在华教运动里以抵抗政治霸权的老人家，想法上已无法和时代并进。 更确实地说，今天已无所谓“华教运动”领导“华教”发展这一回事。反过来，我们要重新定义“华教”，再重新定义“华教运动”，或许我们才能从容探讨今天的“华教运动”应该是什么。甚至应当思考，不是“华教运动”领导“华教”，而是“华教”领导“华教运动”。 最后，无论从哪个角度讨论“华教”和“华教运动”的辩证关系，得出哪些结论，我们都必须正视年轻一代或有资本的一代人，他们需要的是有保障的教育品质。华教运动的抗争，与吾等何干？ 上一代的“华教运动”或随着公民社会的成熟和议题转移，或趋于结束。这也许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刊载于《南洋商报·言论》（07/12/2016），作者：曾维龙，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