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多元族群团结起来，先来是多元族群过的一大挑战。大马采取的方式则是，在政治上，由各族的上层精英，透过上层协商；经由语言与学校，及1971年以后，经由社会经济结构的重组来实现族际团结。
这些方式的有效性如何？向来具备争议，就语言与教育而言，自1940年代后期以来，便执着于逐步消除多源流学校，以及把各源流的学生，放在同一学校的方式。到了2012的今天，这个思路与方法，依然是《2013-2025教育大蓝图》的重点，那便大蓝图中突出，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大幅提升学生的水平与素质；实现公平、团结与高效率，可依然挥不去单一源流教育的老套。如一方面说要是人人有受教育的机会，可由于政治目标在于壮大国民学校，萎缩华文与淡米尔文学校，资源分配就大幅度趋向国民学校倾斜。其结果，自然产生反团结的不平、不公、非效率与偏高的学生辍学的不良现象。总的来说，自1970年代加速国民化以来，不但不见国民团结有重大改善，学生水平与素质，也可说每况愈下，效果可说适得其反。团结没实现，水平便已走下坡的浪费。
本来，要实现国民团结，也非什么难事，重点是尊重基本人权，如母语教育权；实现社会公正；培养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传播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伦理或普世伦理；普及法治、深化法治精神，巩固因地、因族施教的民主与分权等，以免人民对政府不信任，或因质疑政府不良动机，而对政府提出的不论是良好或非良好意图的政策，产生不安感。约言之，关键就在于不安与不信任，而会产生这种不安感与不信任感，自然与我国一贯以来的国民化意图有关。这个国民化实也过于偏向单一族群化。从性质上而言，这种国民化带有非此即彼的二元分化性质，而忽略了彼此包容、彼此尊重与扶持的包容性（inclusiveness）。要团结一国的多元族群，重点不在于形式上的同一化，而在于学习的内容与文明素质的高低。比方说，许多基督教徒，回教徒或佛教徒，便以其母语/本族语学习其教义，可并没因此而削弱了他们对其宗教的认识与认同程度。
同理，若国家体制健全，加国能发挥其健全的立法、修法、废法或监督行政机关（政府）；司法超然独立；公务员专业中立，课程内容公平、合理、平衡的话，各族人民用其本族话学习，又何碍于团结？君子之交淡如水，若不同教群因宗教因素而不便深入交往，只要富有同为公民的一体意识与人道主义精神，有文明，有教养，那即便来往不多，又何碍于同为大马人的国民感？若公共政策富有包容性，施政也公平合理，即便各族多与其同类相聚（这是人之常情）又何碍于安定团结？
约言之，重要的是内容，含金量，而非形式。是人的文明素质、教养；是否具有自然公正感；人道精神；基本人权的理念与精神；和而不同的包容心。一味着重形式上的有形无神的团结，无助于真正的团结。就大马来说由于各族或多或少均能以马来语沟通已足以显示对马来语地位的尊重，实无必要强人所难牺牲其母语，以免犯了“过犹如不及的毛病”。
实则，在这个信息化、多语人才辈出的时代，只要搞好翻译事业，各族用其母语相互理解已非障碍。就如净选盟3.0所显示的，不同源流学校出身者，依然可发动与参与跨族群、跨宗教、跨年龄、跨性别、跨阶级的，具有高度公民意识的共同的公民行动。谁说多源流学校有碍国民团结？显见单元思想是种一叶遮目，不见泰山的单向思维（one dimension thinking）。
《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