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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师班同学的那些年

高师班的生活,多姿多彩,我们过得非常愉快。高师职总的解散,是一件终身遗憾的事情。我们尽力了,不满归不满,失望归失望,但不会因此影响我们的工作态度,这就是高师的精神。

王谦怡

日期:2016年3月22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11时30分至下午2时30分

地点:吉隆坡美达酒店餐厅(Hotel Midah)

受访者:陆庭谕(州立学校高师班,1951年第三届)、王谦怡(巴生三中学高师班,1955年第二届)、汤利波(州立学校高师班,1950年第二届)、叶俹诚(巴生三中学高师班,1954年第一届)、罗森昌(新文龙中华中学高师班,1954年第二届)、林金己(巴生三中学高师班,1954年第一届)、黄机运(巴生三中学高师班,1954年第一届)

访问者:康碧真

记录者:康碧真

1948年至1957年间,英殖民政府开办“马来亚联合邦华文高级师范班”(简称“高师班”),以解决华文小学师资缺乏的问题。初创时期,高师班仅附设于槟城福建女校(后改名“槟华女校”)、霹雳实兆远南华中学、吉隆坡坤成女中及马六甲培风中学等四校,后来逐步扩展至槟城孔圣庙中华中学、霹雳怡保育才中学、吉隆坡州立学校、芙蓉中华中学、槟城青草巷官立师范学院、麻坡中化中学、霹雳女子中学、新文龙中华中学、太平华联中学、巴生三中学(中华、华侨、兴华)、金宝培元中学、巴生光华中学等。在短短的十年里,高师班培训了2113名合格教师,不但在捍卫及推广华文教育发展的道路上,扮演着承先启后的重要角色,更是1950年代培训华校师资的主旋律。

在王谦怡校长的牵引下,本期《通讯》有幸邀请到高师班毕业教师:陆庭谕、王谦怡、汤利波、林金己、黄机运、叶俹诚、罗森昌等七人,齐聚一堂,一起回顾那些年在高师班的喜与乐,以及高师职总所走过的峥嵘岁月。

高师班的概况和生活

在马来亚广播电台参加常识比赛决赛。
到海边野餐。
举办读书会,促进同学讨论与自主学习的能力。

陆庭谕:我就读于麻坡中化中学。早在1950年,中化中学原本要开办高师班,但教育部规定,申请高师班者需要参加入学考试,本校初中毕业生认为这项规定不合理:既是本校毕业,为何还要参加考试呢。于是大家纷纷罢考,开办高师班计划最终告吹。到了我们的时候,教育部已经实施初中会考,“会考及格”就被列为申请高师班的主要条件之一。我与同学刘发振、郑振忠在毕业时,正处彷徨之际,我们家境并不是那么好,根本无法再继续升学。后来他们两人邀我一起到吉隆坡报读州立学校开办的高师班课程。听到“吉隆坡州立学校高师班”,我脑海里便浮现毕业班旅行时,到州立学校看到高师班同学上课、学习的情景,心里一股欢喜之情自然而然涌上。茫茫然的我们,也曾向陈人浩校长请教前途问题。陈校长认为,高师班既提供免费专业训练,毕业后又是合格教师,是一条可行的出路。于是,我们三人在陈校长的鼓励下,便到州立学校报名。州立学校是一所非常特殊的小学,当年高师班都是附设于中学,只有它是唯一开办高师班的小学。高师班毕业后,刘发振到金宝执教,一年后便申请转回麻坡中化小学任职,后来升等为校长;郑振忠在巴生共和小学教书;我则在丁品松校长的推荐下,到吉隆坡半山芭育三学校任教。我选择入读高师班,主要的就是解决生活的问题。

1960年12月2日,育三学校教职员合影留念。后排右二为陆庭谕。(图片:《陆遥知马力——纪录一位华教护法的足迹》,页35)

黄机运:我毕业于巴生兴华中学。在等待初中三会考成绩的某一天,我在田里种番薯,有个同学特地跑来恭喜我,说在报纸刊登的会考榜单上看到我的名字。初闻喜讯,心里又惊又喜,不久开始陷入担忧中,想着:会考考中,又能做什么呢?若要继续升学,就必须到吉隆坡,当时巴生一带都还没有设立高中;若到吉隆坡升学,车费、伙食费等,开销不少。最后,我心里打定主意,当个木工、木匠之类的,不再继续升学。但没想到,巴生三中学(中华、华侨、兴华)在这时候联办高师班。看到高师班招生启事,心里高兴得很:一来课程免费,二来上课地点在中华学校,离家很近,走路就可以到学校。于是,我便与同学李新兴一起报名高师班。1955年,我从高师班毕业;1956年,我便申请到双溪峇也(Sungai Buaya)中南华小任教。第一个月领到薪水,共185元,我便做了一条裤子。那条裤子,车工费加材料费才5元。老实说,我当老师是料想不到的事,意外中的意外,就是那句“命苦不如乘早死,家贫无奈做老师”吧。

汤利波:1952年,我毕业于尊孔学校。家乡的读书风气不盛,只有我和一、两名村民接受教育。初中毕业的时候,州立学校高师班正在招生,而殖民政府正要抽壮丁当兵。我选择进入高师班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避免抽壮丁;二是改善家庭环境。我父亲对我的要求不高,只希望我看得懂中国寄来的信就行了,但没想到我竟然从高师班毕业,还当上老师。高师班还未毕业,就有校长到我家里怂恿我的父母,希望我毕业后能够到他的学校教书。基本上,我们这些高师班毕业生很快就被学校“抢”光,有些同学还未毕业就拿到聘书。

王谦怡:当时初中毕业后,如果要继续念高中,只能选择到吉隆坡、槟城,或是新加坡。我老爸是一名华文学校的老师,薪水待遇不高,家里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我们的生活费、教育费等,都靠老爸一人在支撑。以当时家庭经济状况来看,念高中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初中会考成绩公布后,老爸便鼓励我申请高师班。在申请程序上,我是以学校推荐的方式进入高师班,所以没有遇到太多的问题。我们上课是全日制的,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同学来自全马各地,如:霹雳、彭亨、吉隆坡等,彼此关系都很好。我们经常在一起举办月光会、舞蹈会、壁报活动等。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有杨青峰、陈鸿基、杨登程、陈运通等。杨青峰老师是中文老师,在讲课的时候经常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我总是听得津津有味。陈鸿基是一名很尽责的老师,很关心学生的生活,主要是教“教学理论”、“教学概论”、“教育心理”。杨登程主任上课时讲课都很大声,经常口沫横飞,深怕学生听不到,坐在最前排的学生最辛苦,经常被他的口水喷到,叶俹诚首当其冲。杨老师最有趣的地方是在讲解“祭文”的时候,如韩愈〈祭十二郎文〉、袁枚〈祭妹文〉,每讲一次就流一次眼泪,我们都被他感动,不敢出声,静静地听。至于陈运通老师呢,经常迟到,上课钟响后仍不见他的踪影。于是,我们便到他的宿舍大喊“老师,老师,上课啦……”,直到老师“哦……哦……”回应我们。高师班的生活,多姿多彩,我们过得非常愉快。经过两年的训练后,我们还需在“联合邦华校高师毕业班会考”考获及格才能毕业。高师班毕业会考现场,不乏有校长亲自前来“物色”老师,看谁写文章的字体漂亮,就相中谁。毕业后,我们任教两年,学校校长就会推荐我们申请教师注册证,成为合格教师。当年高师班毕业教师的待遇在新薪制中属A级,但男女薪水有别:男教师一个月是185元;女教师则是160元,而其他一般教师只有148元。我们工作量是一样的,但每个月的薪水却比他们多出几十元。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些教师虽然在政府开办的高师班毕业,但没有公务人员身份,除非在州立学校任教。

罗森昌:1953年,我在金宝培元学校就读初中三。黄云翔老师是教务主任,对我很好,经常帮助我。后来黄老师到龙引新文龙中华中学高师班当主任,就一并将我带到那边念高师班。从金宝到龙引,需要搭火车,车票是黄老师买给我的;在那边的生活费等,是黄老师帮我筹借的。学校董事部一个月借我30元,但还是不够,我便在校车当跟车员,一个月赚20元,每个月凑足50元,33元吃饭,6元洗衣,还有几元买阿华田(Ovaltine),剩下当交通费。在高师班的时候,我曾做过一件“威水”的事情。学校当时有100多位寄宿生,包括几位老师。寄宿生一天三餐都在食堂解决,伙食费一个月33元。年轻的我们很能吃,一餐都要吃两碗饭,但经常在第一碗饭吃完后,便没有菜了,同学们都吃不饱。后来寄宿生开会,决定将“伙食”拿回来做,不要让食堂“乱包饭”。经过一番讨论,我们几位寄宿生便与食堂负责人“谈判”,希望他们不要“吃” (偷工减料)得那么厉害。我们又要求董事部让我们负责买菜,结果惹得食堂罢煮,全部人没有饭吃。于是,我便带着八位同学到食堂厨房煮饭,负责所有人的三餐。煮了两天后,董事部才另外聘请人回来负责煮食,但我们还是继续负责买菜的工作。我们的早餐每天都有不同款式,有包子、面包、炒粉等,大家吃得很爽。我们也向同学家长买鸡、买鸭,价格非常便宜。学校假期前夕,买菜钱还剩下不少,于是我们就不再收钱,让大家吃免费的,这种情况维持了近两年。校长因这件事情赞扬我,并将记大功的启事张贴在学校布告栏。高师班毕业后,我在柔佛文律乐育学校任教。原本打算回金宝,但在还没毕业时,就已经被文律乐育学校校长预聘。一年后,我向教育部申请转换学校,结果督学来找我,将申请信函交回给我,要求我再多教一年。两年后,我才申请转到吉隆坡增江北区学校。

巴生三中学高师第一届毕业班师生合影留念,1955年10月8日。

叶俹诚:1953年,我毕业于巴生华侨中学。当时家境贫穷,兄弟姐妹多,靠老爸一人砍伐红木维持家计。毕业后,我是不可能再继续念高中的。在机缘巧合之下,我看到报纸刊登巴生三中学开办高师班的启事,于是便与老爸商量。老爸觉得高师班的课程免费,毕业后又可当教师来减轻家里的负担,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印象中,陈鸿基老师很有爱心、很尽责,如果你犯错,他不会责骂你,只会讲故事给你听,是苦口婆心的老师。那时候,学校没有提供课本,他便用蜡纸亲笔写讲义给我们,字体很漂亮,我们拿到讲义都很感动。我是杨登程主任的助理,很多抄书工作都是我在负责,写了不少应用文,写钢板也学了一套,获益匪浅。当时有共产党党员在我们的抽屉放传单,杨登程主任的回应是:“你们看,看完之后通通交给我”。所以,政治部人员经常找他调查问话。高师班毕业后,教育部并没有派我们到哪一间学校任教,反而是学校的校长主动来找我们,又或是我们自己去找学校。就我的例子,当时有三间学校的校长约我在咖啡店面试。面试时,问我:“你能教体育吗?我们要办运动会。你能教舞蹈吗?我们要办游艺会。你能画图画吗?我们要美工、美术老师。”我对体育比较有兴趣,所以选择了瓜拉雪兰莪巴西不南邦启智华小。年轻时,我很肯学习、有胆识,校长要我做什么,我便去做什么。校长很器重我,让我策划了不少游艺会,间中也累积了不少行政经验。九年后,28岁的我,就申请到瓜冷万津启化华小当校长。

林金己:1953年,我毕业于尊孔初中。小时候家境贫穷,我做过割胶工人,以半工半读方式完成学业。当时南洋大学刚成立,我有很多家境不错的同学想继续升高中,进入南洋大学,如刘锡通律师等人。毕业后,我感到很彷徨,不知道前方何处是去路。后来从报纸、朋友那边得知,高师班课程是免费的,但已经开课了几天。于是,我便鼓起勇气打电话到吉隆坡教育局给视学官刘怀谷先生。我将情况告诉他,并问他是否还有机会进入高师班。结果他说,我签一个名给你,你将我的签名交给杨登程主任就行了。于是,我便拿着那张签名纸条,高兴地搭上火车到巴生中华,开始了两年的高师班生涯。当时,我住在Sungai Way(现在的Sunway),早上5点多就骑着老爷脚车到火车站,到了火车站后,脚车便丢在一旁,拿了一张15元的长期火车票(3个月),搭上火车到巴生上课。下午4点,课外活动结束后,又搭火车回家。回到家后,我便开始帮忙洗树胶,做家里的工作,到了晚上10点,才有时间温习功课。第二天,我又早早起床,搭火车到巴生上课。日复一日,直到毕业。那时候,我妈妈一天才给我3角钱,在巴生只能买两个面包,一杯冰水,或是两杯冰水,一个面包。我妈妈常跟我说,“如果不能读书,就去割胶,家里有养牛、养鱼,还可以生活。”如果我没有选择高师班这条路,可能就过着不同的生活了。

雪州华校视学官刘怀谷。

高师职总争取权益的历程

1962年,教育部颁布统一薪金制,原本享有A级薪级的高师班毕业教师,被降至C级(丙级Y);1972年《阿兹报告书》实施,再次被贬为B1薪级,教师资格及薪金福利等都受到影响。在力争高师班毕业教师的合理地位及薪金待遇的过程,1962年成立的高师职总扮演着至关重要角色。

马来亚联合邦华文高级师范毕业教师职工总会成立大会留影。(1962年12月9日)

叶俹诚:高师职总创办初期的主席是陆庭谕,接下来就是陈天木,再来是施敦和。我当时与施敦和一起搭档,驾车北上南下,到各州职工会报告工作进展。1965年,我刚进瓜冷万津启化华小当校长时,学生人数才140余人,掌校15年后,学生人数增加至500-600人,但1962年的统一薪金制及1970年代《阿兹报告书》,使我从A级降到B1级,以后不能再升级,直到退休为止。除非像王谦怡校长那样,考获剑桥文凭,才可以再升级。我曾经找过教育部副部长陈声新帮忙,但他的助理刘庭芳却对我说:学生人数的增加是因为乡村发展,并不是你的本事、你的功劳。今天已经给你一件衣服穿了,难道你还想换新衣服啊?!听了这个回应后,我感到很心痛。高师职总申诉失败后,我被调到更小型的学校。后来,我在督学蓝琛的帮忙下,才成功调到巴生中路中华国民华小。1989年,我申请到新开办的巴生兰花园华小担任第一任校长。当时王谦怡、汤利波等人都很担心我,教育部万一颁布新制度,可能会影响到我。结果三年后,教育部果然推行新制度,而我刚好也退休了。降级,是我心里的一个遗憾。

汤利波:我们从争取到向法庭提出上诉,透过很多管道,包括找部长、政党、律师等。我们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只能靠高师班同学出钱出力。到外坡开会时,我们不敢住旅店,只敢住在付几块钱清洁费的会馆。到了打官司的时候,会员每人征收50元作为打官司费用。我们的律师,一个是黄木良律师、一个是希图律师,才收我们3000元律师费。最后,这场官司败诉,法庭判决:高师文凭为师训资格,学术程度不及高中三,薪级列入B1是严格符合委员会的建议。当官司败诉后,我们便将剩下的钱作为高师同学子女的奖励金。

林金己:1967年至1972年间,高师职总主席是陆庭谕,秘书长是罗森昌,财政是我。我们每天到处跑,到处找人帮忙:马华的刘集汉答应帮我们,结果不了了之;找教育副部长陈声新,结果差一点被捉到警察局;找林敬益,他为人直爽,愿意帮忙,但爱讲不好听的老粗话;找陈修信,他不肯见我们。我们没有政治的力量,只能靠政治人物的帮忙,他们指东,我们走东;他们指西,我们就走西,反正东西南北走一回。到了后期,我们身上都没有钱了。我跟庭谕吃饭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今天没有钱了,这顿饭由你付钱”;等到他有钱的时候,就由他付饭钱。

倡议独立大学的始末

“独立大学”,曾经是马来西亚众多华人心里的一个梦想。

1967年9月,教育部长佐哈励(Mohamed Khir Johari)宣布:“唯有剑桥文凭和马来西亚教育文凭的学生,才能出国深造”,从此华人社会掀起了长达14年的创办独立大学热潮。高师职总在倡议创办独立大学事件上,发挥了引领及推动的作用。陆庭谕老师简述了倡议创办独立大学的经过:

我们不明白为何教育部要限制学生出国深造,所以经常发文告据理力争。当时《马来亚通报》编辑黄尧源就以玩笑口气问我,“何苦议论纷纷,为何不自己办一所大学”,一语惊醒梦中人。同年12月7日,我在高师职总中央执委会议上致词时,提出创办华文大学的建议。会议通过函请董教总领导创办华文大学议决,并首倡捐献1000元。次日,教总在常年代表大会上通过接纳高师职总的建议,以解决华校高中毕业生的深造问题,从此创办华文大学的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

从董教总工委会议决将华文大学定名为“独立大学”、独立大学宣言及计划大纲草案的发表,到陈修信公开发表“铁树开花”言论,整个过程漫长而艰辛。1969年,马华的刘集汉要参选莎亚南区国会议员,所以“拼命”来开会;大选前夕,即5月8日,政府批准独立大学有限公司的注册。结果后来发生了“五一三”事件,独立大学有限公司的申请被“冻结”;1972年国会恢复,但已事过境迁,时机已经过了。在争取的过程中,历尽沧桑,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但我们还是必须扮演这种角色。

从高师班到高师职总,从教室到法庭,一路走来,甜酸苦辣尽在其中。对新一代的年轻人来说,“高师”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又或是一段未闻其详的历史,但它却在新马华文教育史上谱写了一首自立奋进的史诗。1989年6月,高师职总正式解散,完结了其历史任务,但其精神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本文收录于《林连玉纪念馆通讯》(2016.1),页29-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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