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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广生话当年:民众图书馆的发展历程

日期:2017年11月26日(星期日)

时间:下午2时正至下午2时30分

地点:吉隆坡陆佑路中国小学食堂

受访者:邢广生

访问者:李亚遨

记录者:康碧真

邢广生老师在《高师70周年纪念特刊》推介仪式后,接受李亚遨先生访问。

1950年代是新马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马来亚民众图书馆协会(以下简称“图书馆协会”)为了广泛传播文化事业,致力于市镇与新村推动普设图书馆运动。根据当时报章的记载,直至1958年,无论是人口稠密的市镇或是偏僻落后的乡区,在图书馆协会属下开设的图书馆:中文民众图书馆共有175间;马来文民众图书馆共有56间,共计231间,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

图书馆协会发起于1953年,正式注册于1955年3月。图书馆协会主任为梁长龄、秘书兼财政为温典光,两人均为马华公会文化组干部。最初,图书馆协会只在吉隆坡附近的新村设立若干图书馆作为试办性质,如:沙登、增江南区、增江北区、双溪威、士毛月等[2],之后才拓展至新马各地区。

在图书馆协会成立后的两年期间,其属下的民众图书馆如雨后笋般相继设立了84间,其中包括:吡叻17间、彭亨18间、森美兰13间、雪兰莪15间、柔佛11间、丁加奴1间、马六甲3间、吉打6间,当中多数借用民众会堂作为馆址。规模较小的图书馆大部分设立于新村,规模较大的图书馆称为中央图书馆,则设立于吉隆坡、怡保、居銮、太平、瓜拉庇朥、万里望及劳勿等市镇。[3]当时,新马最大型的图书馆是吉隆坡中央民众图书馆,设立于1954年,借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作为馆址,其创办初期,藏书四万册,包罗万象,是吉隆坡附近各新村民众图书馆的“神经中枢”。

本期《通讯》有幸邀请到曾在吉隆坡中央民众图书馆义务工作长达数十年之久、年届94岁高龄的邢广生老师,为大家谈一谈民众图书馆的产生与发展。

回味图书馆情

“当时大家都很年轻,满怀热情地想做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在民众图书馆干得很起劲。民众图书馆的上班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我比别人迟半个小时上班,因为我在坤成女中高师班有兼课,下课后才能赶到图书馆。当时的坤成女中就在大会堂后面,我上完课就走路下来。1960年,我在吉隆坡日间师训学院当华文讲师,开始在图书馆义务帮忙。”邢老师回忆起当年在民众图书馆活动的情景。

“民众图书馆与大会堂没有任何关系,当时我们没有馆址,大会堂刚好有空间,我们便借用他们的场所来设立吉隆坡中央民众图书馆。当时马来亚有多少个新村,就有多少间民众图书馆。初期,我们都会分配500种图书杂志予各新村图书馆,随后书籍数量逐渐增加。”

各新村民众图书馆在建立初期,都会获得吉隆坡民众图书馆免费提供图书500本,并供给每年30余种各类杂志。(《南洋商报》第10版,1955年1月29日)

邢老师曾担任吉隆坡中央民众图书馆主任,对于图书馆的书籍杂志选购、编目等日常管理工作有一定的心得。她忆起过往,滔滔不绝地说:“民众图书馆的书籍多数源自上海书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三间书店,但是他们设在吉隆坡分店的书籍种类及数量并不多,我们在每个新村都有图书馆,对书籍的需求量很大,所以需要由书店总部供应。因此,图书馆都会定期派员到新加坡添购各种书籍,很多时候都是由我负责经办。当时买书都会有回扣,但我们却要求书商提供比回扣优惠还来得便宜的同行价钱。我在办理添购图书业务的时候,经常遇到书商要请我吃中饭,但我都拒绝,因为吃了就等于接受对方的‘贿赂’;他们请我喝茶,我就有喝。”邢老师继而补充道:“我从不用公款来宴请客人。记得商务印书馆新加坡分行经理许寄南来吉隆坡时,我曾接待他到金陵酒家吃饭,那顿饭花了十几块钱。饭后,他对我说:‘邢老师,你到新加坡添购图书时,我请你吃饭是用公费,但你现在却是自掏腰包请我。’由此可见,他是知道我行事为人的原则。”

“除了图书外,民众图书馆还有订购杂志,但我却不订姚拓的《学生周报》,因为我觉得它带有‘亲美’色彩。图书馆应该抱持中立超然的立场,什么都不亲,亲美、亲苏、亲共,我们都不要。那时候添购书籍时,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书籍是不是共产党的书。”

1958年,图书馆协会将马来亚联邦政府在《宪报》公布禁止售卖及流通29家出版社印行的书籍汇印成《被禁华文书籍刊物目录》。

“我不是图书馆专业出身的,但图书馆当时没有人会编目,我就用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法(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来编目图书,有些项目不适合用于民众图书馆,我就根据需要改一改。那时候没有中文打字机,我们都用手写,并以图书笔画、作者名字来作目录。”

邢老师在杏坛服务多年,堪称桃李满天下,而她的学生也曾与她一起在民众图书馆共事。邢老师讲述昔日的难忘岁月:“我有个学生罗连好,她与丈夫梁锦涛都在民众图书馆帮忙。当时我们给他们的薪水很低,只足够他们搭车和吃中饭。不过他们知道民众图书馆是非营利机构,不计较薪酬。梁锦涛为人很好,很靠得住,他们两夫妇都很爱护图书馆,几乎将它当成自己的家来看待,有东西坏了,就钉钉敲敲的,亲手修理,为图书馆省下不少维修费;如果发现书本破损了,就动手装订修补。除了罗连好与梁锦涛外,我还找了一些朋友、学生到民众图书馆帮忙,汤利波便是其中一位。当时民众图书馆要跟政府接洽联系,我不懂英文与马来文,就找了在学校退休的汤利波过来帮忙。汤利波是我的学生,精通中文、马来文、英文。他进来工作前,我有老实跟他说,图书馆没有钱,无法提供福利待遇,但他不计较,还很愿意付出。有很多时候,他开车到所得税局或政府机构办理公务,都是没有申请车马费的。汤利波在民众图书馆退休时,已是温典光的儿子接手业务了,我请他给汤利波一笔钱,忘了是三万还是几万的,表示我们感谢他多年的服务及贡献。”

“在汤利波之前有一位人员,他会要求图书馆提供车马费,当时是温典光经手的。我们那个地方有两个停车位是保留给职员的,他要求一个,但不是给自己停车,而是给在附近工作的儿子。我很反对这样的行为,我认为做事应该认真对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毁原则,所以我跟他相处得不太融洽。”

“当图书馆的工作忙不过来时,我都会叫朋友过来帮忙。励志学校有位书记跟我很要好,我就请她过来帮忙,她做不来的时候,就叫三位念大学的女儿过来帮忙。我们没有给她们待遇,只提供她们中饭。我没有挪用公款,中饭都是自掏腰包请家里佣人准备的。我们能省则省,省下来的钱,就可以多买一本书。”

“大会堂后面是斜坡地,有很多石头,荒废很久,没有人要。温典光很有眼光,用了很便宜的价钱买下来建造三层楼的房子。由于图书馆的职员平日都不计较待遇,多是义务性参与工作,因此温典光就将部分的单位以一人一间的分配方案出售给我们,价钱只比成本价多一些而已,不过后来我们都卖掉了。民众图书馆本身保留几个单位出租给他人,租金收入作为图书馆经费。梁锦涛、罗连好平日的薪水不高,我会要求图书馆在过年的时候派发红包给他们,但温典光都是私人发派的,没有挪用公款,一人大概是一万元或五千元,一年就只有那么一次。”

无政治色彩的文化机构

民众图书馆的创办人梁长龄与温典光是马华公会的重要负责人,但邢老师否认图书馆带有特定的政治色彩,并坚称图书馆是为教育工作而服务的,但基于梁长龄与温典光的特殊身份,她进一步说明:“图书馆协会的主席梁长龄是马华公会社交、慈善及文化小组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立法议员;温典光则是文化小组委员会秘书。梁长龄在图书馆协会主要的工作是与政府接洽,有什么活动就由他代表出席,而内部事务则交由温典光负责。温典光的能力很强,我在他的底下工作,他用的人手不多,只有一位英文打字员,再加四、五位工作人员。虽然工作人员不多,但都可以处理很多事务,工作效能很好。”1953年,马华公会联合教总和董总组成马华公会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简称“三大机构”),温典光被委任为秘书,其图书馆团队在三大机构会议时,经常扮演着会议记录者的角色。邢老师补充道:“当时没有录音机,我们都会去作记录,记录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三个人。陈祯禄不懂中文,演讲是用英文,经常引经据典,孔子说什么、孟子说什么的,温典光负责翻译成中文,我们就将温典光的翻译记录下来。”

图书馆协会促各地属会(华文民众图书馆与成教班)与马来社团联络,倡导华巫文化交流。(《南洋商报》第12版,1957年6月16日)

成人教育班

1952年,马华公会以社会福利彩票所得的盈利设立成人教育班(简称“成教班”),其发展一度到达1200多个班级;1953年,政府禁止政团发行彩票,以致部分的成教班因经费缺乏而被迫停办。随后,成教班由马来亚民众图书馆协会及联合邦成人教育协会继续推动,两者均受政府津贴。1961年,政府正式接管成教班,乡村地区的成教班交由乡村发展部管理;市区的成教班则由教育部的成人教育组管理。[4]

关于成教班的成立缘起,邢老师回忆道:“当时新村的华人很多都是文盲,没有机会读书,马华公会因发行彩票而获得盈利,于是便在新村大力推动成教班,使一般成年失学者获得求智的机会。成教班设在新村的校舍,授课老师是华文学校的老师,上课时间多是在晚上,便利于学生及老师。我们有编拟课程,编者是黄尧。成教班有一阵子办得很好,在扫除文盲工作方面取得很好的效果,但后来因经费不足而停办。”当年民众图书馆的业务与成教班的运作有着紧密关系,邢老师表示:“我是负责民众图书馆内部的工作,但也涉及到成教班的事务。那时候,每间学校都喜欢开办成教班,学校老师在成教班兼职授课也有额外的收入。我们是有提供薪金给老师,所以我们会派员视察老师的教书情况,检验教学效果,一旦发现教学中存有问题,我们就会要求及时改善,若改善不了,我们就会停办。”

体育与智育活动

《新智识》月刊创办于1956年12月25日,时任教总主席的林连玉曾在创刊号上写了一篇序文〈几句话〉。

图书馆协会除了推动图书馆运动外,还制定会员活动的发展计划。针对此事,邢老师补充道:“当时的民众图书馆不只是办图书馆而已,还开展了各种体育、智育的活动,如:篮球、乒乓、口琴、歌咏、戏剧和书法比赛等。我们有很多会员,其中有尊孔、中华、循人、坤成的学生,大家都很积极参加民众图书馆举办的活动,效果很好。除了办活动外,民众图书馆还出版《新智识》[5]作为成教班学员的补充读物,这份刊物由黄尧(牛鼻子)负责。”

眼中的林连玉

1950年代,邢广生连同林连玉、沈慕羽、王宓文等华教领导人,积极参与联合邦华校小学教科书改编工作。图为教科书委员会开会情况。

邢老师与林连玉老师因1950年代的改编华校教科书事件而认识,林老师在〈改编华校教科书〉中提及邢老师“教育学识极为丰富”,也曾称赞过邢老师“秀色可餐”。在邢老师眼中,林老师又是怎样的人呢?邢老师徐徐道来:“林连玉喜欢打麻将,常骑着脚踏车到金马路逸园公馆,我也跟他打过麻将。林连玉吃稀饭时,不理稀饭滚烫的,三下两下就吃进肚子。有一次,他在我家吃稀饭,我就对他说:‘稀饭这么滚烫,怎能吃下肚呢?’他说:‘在集美念书的时候,穷学生一名,大伙一起吃饭,只要吃得快,就能再多添一碗;吃得慢,饭菜就不够吃了,就会饿肚子,所以他吃饭速度很快。”

2002年,吉隆坡精英大学加入民众图书馆的管理层,与原有的图书馆理事会共同管理图书馆业务。在访问结束前,邢老师颇有感触地说明了其中原因:“我们都老了,梁锦涛和罗连好也退休了,加上人手及经费不足,所以民众图书馆就交了给精英大学。”


[1] 〈马来亚民众图书馆协会昨举行星马代表大会 研讨推进成教运动及图书馆事业 主席梁长龄强调图书馆协会无政治色彩〉,《南洋商报》第9版,1958年4月20日。

[2] 〈中央民众图书馆两月后在隆成立〉,《南洋商报》第11版,1954年4月16日。

[3] 参考自〈马华公会常年报告书(一)〉,《南洋商报》第10版,1956年5月22日。

[4] 〈政府下月一日起接管全国成教班 两义务团体主办成教班将分别移交予有关当局〉,《南洋商报》第9版,1961年3月12日。

[5]《新智识》每期封面、封底及中间两页都刊登牛鼻子的“教育漫画”,内页则分为读书方法、笑话、掌故、知识、历史故事、人物故事、发明故事等等。参见〈牛鼻子主编《新智识》月刊〉,收录于《笑弹人间:马汉杂文选集》(台北市:釀出版,2012年8月),页286。

本文刊登于《林连玉纪念馆通讯》(2018.1),页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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