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广生话当年：民众图书馆的发展历程

日期：2017年11月26日（星期日）

时间：下午2时正至下午2时30分

地点：吉隆坡陆佑路中国小学食堂

受访者：邢广生

访问者：李亚遨

记录者：康碧真

1950年代是新马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马来亚民众图书馆协会（以下简称“图书馆协会”）为了广泛传播文化事业，致力于市镇与新村推动普设图书馆运动。根据当时报章的记载，直至1958年，无论是人口稠密的市镇或是偏僻落后的乡区，在图书馆协会属下开设的图书馆：中文民众图书馆共有175间；马来文民众图书馆共有56间，共计231间，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

图书馆协会发起于1953年，正式注册于1955年3月。图书馆协会主任为梁长龄、秘书兼财政为温典光，两人均为马华公会文化组干部。最初，图书馆协会只在吉隆坡附近的新村设立若干图书馆作为试办性质，如：沙登、增江南区、增江北区、双溪威、士毛月等[2]，之后才拓展至新马各地区。

在图书馆协会成立后的两年期间，其属下的民众图书馆如雨后笋般相继设立了84间，其中包括：吡叻17间、彭亨18间、森美兰13间、雪兰莪15间、柔佛11间、丁加奴1间、马六甲3间、吉打6间，当中多数借用民众会堂作为馆址。规模较小的图书馆大部分设立于新村，规模较大的图书馆称为中央图书馆，则设立于吉隆坡、怡保、居銮、太平、瓜拉庇朥、万里望及劳勿等市镇。[3]当时，新马最大型的图书馆是吉隆坡中央民众图书馆，设立于1954年，借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作为馆址，其创办初期，藏书四万册，包罗万象，是吉隆坡附近各新村民众图书馆的“神经中枢”。

本期《通讯》有幸邀请到曾在吉隆坡中央民众图书馆义务工作长达数十年之久、年届94岁高龄的邢广生老师，为大家谈一谈民众图书馆的产生与发展。

回味图书馆情

“当时大家都很年轻，满怀热情地想做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在民众图书馆干得很起劲。民众图书馆的上班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我比别人迟半个小时上班，因为我在坤成女中高师班有兼课，下课后才能赶到图书馆。当时的坤成女中就在大会堂后面，我上完课就走路下来。1960年，我在吉隆坡日间师训学院当华文讲师，开始在图书馆义务帮忙。”邢老师回忆起当年在民众图书馆活动的情景。

“民众图书馆与大会堂没有任何关系，当时我们没有馆址，大会堂刚好有空间，我们便借用他们的场所来设立吉隆坡中央民众图书馆。当时马来亚有多少个新村，就有多少间民众图书馆。初期，我们都会分配500种图书杂志予各新村图书馆，随后书籍数量逐渐增加。”

邢老师曾担任吉隆坡中央民众图书馆主任，对于图书馆的书籍杂志选购、编目等日常管理工作有一定的心得。她忆起过往，滔滔不绝地说：“民众图书馆的书籍多数源自上海书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三间书店，但是他们设在吉隆坡分店的书籍种类及数量并不多，我们在每个新村都有图书馆，对书籍的需求量很大，所以需要由书店总部供应。因此，图书馆都会定期派员到新加坡添购各种书籍，很多时候都是由我负责经办。当时买书都会有回扣，但我们却要求书商提供比回扣优惠还来得便宜的同行价钱。我在办理添购图书业务的时候，经常遇到书商要请我吃中饭，但我都拒绝，因为吃了就等于接受对方的‘贿赂’；他们请我喝茶，我就有喝。”邢老师继而补充道：“我从不用公款来宴请客人。记得商务印书馆新加坡分行经理许寄南来吉隆坡时，我曾接待他到金陵酒家吃饭，那顿饭花了十几块钱。饭后，他对我说：‘邢老师，你到新加坡添购图书时，我请你吃饭是用公费，但你现在却是自掏腰包请我。’由此可见，他是知道我行事为人的原则。”

“除了图书外，民众图书馆还有订购杂志，但我却不订姚拓的《学生周报》，因为我觉得它带有‘亲美’色彩。图书馆应该抱持中立超然的立场，什么都不亲，亲美、亲苏、亲共，我们都不要。那时候添购书籍时，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书籍是不是共产党的书。”

“我不是图书馆专业出身的，但图书馆当时没有人会编目，我就用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法（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来编目图书，有些项目不适合用于民众图书馆，我就根据需要改一改。那时候没有中文打字机，我们都用手写，并以图书笔画、作者名字来作目录。”

邢老师在杏坛服务多年，堪称桃李满天下，而她的学生也曾与她一起在民众图书馆共事。邢老师讲述昔日的难忘岁月：“我有个学生罗连好，她与丈夫梁庆涛都在民众图书馆帮忙。当时我们给他们的薪水很低，只足够他们搭车和吃中饭。不过他们知道民众图书馆是非营利机构，不计较薪酬。梁庆涛为人很好，很靠得住，他们两夫妇都很爱护图书馆，几乎将它当成自己的家来看待，有东西坏了，就钉钉敲敲的，亲手修理，为图书馆省下不少维修费；如果发现书本破损了，就动手装订修补。除了罗连好与梁庆涛外，我还找了一些朋友、学生到民众图书馆帮忙，汤利波便是其中一位。当时民众图书馆要跟政府接洽联系，我不懂英文与马来文，就找了在学校退休的汤利波过来帮忙。汤利波是我的学生，精通中文、马来文、英文。他进来工作前，我有老实跟他说，图书馆没有钱，无法提供福利待遇，但他不计较，还很愿意付出。有很多时候，他开车到所得税局或政府机构办理公务，都是没有申请车马费的。汤利波在民众图书馆退休时，已是温典光的儿子接手业务了，我请他给汤利波一笔钱，忘了是三万还是几万的，表示我们感谢他多年的服务及贡献。”

“在汤利波之前有一位人员，他会要求图书馆提供车马费，当时是温典光经手的。我们那个地方有两个停车位是保留给职员的，他要求一个，但不是给自己停车，而是给在附近工作的儿子。我很反对这样的行为，我认为做事应该认真对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毁原则，所以我跟他相处得不太融洽。”

“当图书馆的工作忙不过来时，我都会叫朋友过来帮忙。励志学校有位书记跟我很要好，我就请她过来帮忙，她做不来的时候，就叫三位念大学的女儿过来帮忙。我们没有给她们待遇，只提供她们中饭。我没有挪用公款，中饭都是自掏腰包请家里佣人准备的。我们能省则省，省下来的钱，就可以多买一本书。”

“大会堂后面是斜坡地，有很多石头，荒废很久，没有人要。温典光很有眼光，用了很便宜的价钱买下来建造三层楼的房子。由于图书馆的职员平日都不计较待遇，多是义务性参与工作，因此温典光就将部分的单位以一人一间的分配方案出售给我们，价钱只比成本价多一些而已，不过后来我们都卖掉了。民众图书馆本身保留几个单位出租给他人，租金收入作为图书馆经费。梁庆涛、罗连好平日的薪水不高，我会要求图书馆在过年的时候派发红包给他们，但温典光都是私人发派的，没有挪用公款，一人大概是一万元或五千元，一年就只有那么一次。”

无政治色彩的文化机构

民众图书馆的创办人梁长龄与温典光是马华公会的重要负责人，但邢老师否认图书馆带有特定的政治色彩，并坚称图书馆是为教育工作而服务的，但基于梁长龄与温典光的特殊身份，她进一步说明：“图书馆协会的主席梁长龄是马华公会社交、慈善及文化小组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立法议员；温典光则是文化小组委员会秘书。梁长龄在图书馆协会主要的工作是与政府接洽，有什么活动就由他代表出席，而内部事务则交由温典光负责。温典光的能力很强，我在他的底下工作，他用的人手不多，只有一位英文打字员，再加四、五位工作人员。虽然工作人员不多，但都可以处理很多事务，工作效能很好。”1953年，马华公会联合教总和董总组成马华公会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简称“三大机构”），温典光被委任为秘书，其图书馆团队在三大机构会议时，经常扮演着会议记录者的角色。邢老师补充道：“当时没有录音机，我们都会去作记录，记录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三个人。陈祯禄不懂中文，演讲是用英文，经常引经据典，孔子说什么、孟子说什么的，温典光负责翻译成中文，我们就将温典光的翻译记录下来。”

成人教育班

1952年，马华公会以社会福利彩票所得的盈利设立成人教育班（简称“成教班”），其发展一度到达1200多个班级；1953年，政府禁止政团发行彩票，以致部分的成教班因经费缺乏而被迫停办。随后，成教班由马来亚民众图书馆协会及联合邦成人教育协会继续推动，两者均受政府津贴。1961年，政府正式接管成教班，乡村地区的成教班交由乡村发展部管理；市区的成教班则由教育部的成人教育组管理。[4]

关于成教班的成立缘起，邢老师回忆道：“当时新村的华人很多都是文盲，没有机会读书，马华公会因发行彩票而获得盈利，于是便在新村大力推动成教班，使一般成年失学者获得求智的机会。成教班设在新村的校舍，授课老师是华文学校的老师，上课时间多是在晚上，便利于学生及老师。我们有编拟课程，编者是黄尧。成教班有一阵子办得很好，在扫除文盲工作方面取得很好的效果，但后来因经费不足而停办。”当年民众图书馆的业务与成教班的运作有着紧密关系，邢老师表示：“我是负责民众图书馆内部的工作，但也涉及到成教班的事务。那时候，每间学校都喜欢开办成教班，学校老师在成教班兼职授课也有额外的收入。我们是有提供薪金给老师，所以我们会派员视察老师的教书情况，检验教学效果，一旦发现教学中存有问题，我们就会要求及时改善，若改善不了，我们就会停办。”

体育与智育活动

图书馆协会除了推动图书馆运动外，还制定会员活动的发展计划。针对此事，邢老师补充道：“当时的民众图书馆不只是办图书馆而已，还开展了各种体育、智育的活动，如：篮球、乒乓、口琴、歌咏、戏剧和书法比赛等。我们有很多会员，其中有尊孔、中华、循人、坤成的学生，大家都很积极参加民众图书馆举办的活动，效果很好。除了办活动外，民众图书馆还出版《新智识》[5]作为成教班学员的补充读物，这份刊物由黄尧（牛鼻子）负责。”

眼中的林连玉

邢老师与林连玉老师因1950年代的改编华校教科书事件而认识，林老师在〈改编华校教科书〉中提及邢老师“教育学识极为丰富”，也曾称赞过邢老师“秀色可餐”。在邢老师眼中，林老师又是怎样的人呢？邢老师徐徐道来：“林连玉喜欢打麻将，常骑着脚踏车到金马路逸园公馆，我也跟他打过麻将。林连玉吃稀饭时，不理稀饭滚烫的，三下两下就吃进肚子。有一次，他在我家吃稀饭，我就对他说：‘稀饭这么滚烫，怎能吃下肚呢？’他说：‘在集美念书的时候，穷学生一名，大伙一起吃饭，只要吃得快，就能再多添一碗；吃得慢，饭菜就不够吃了，就会饿肚子，所以他吃饭速度很快。”

2002年，吉隆坡精英大学加入民众图书馆的管理层，与原有的图书馆理事会共同管理图书馆业务。在访问结束前，邢老师颇有感触地说明了其中原因：“我们都老了，梁庆涛和罗连好也退休了，加上人手及经费不足，所以民众图书馆就交了给精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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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来亚民众图书馆协会昨举行星马代表大会 研讨推进成教运动及图书馆事业 主席梁长龄强调图书馆协会无政治色彩〉，《南洋商报》第9版，1958年4月20日。

[2] 〈中央民众图书馆两月后在隆成立〉，《南洋商报》第11版，1954年4月16日。

[3] 参考自〈马华公会常年报告书（一）〉，《南洋商报》第10版，1956年5月22日。

[4] 〈政府下月一日起接管全国成教班 两义务团体主办成教班将分别移交予有关当局〉，《南洋商报》第9版，1961年3月12日。

[5]《新智识》每期封面、封底及中间两页都刊登牛鼻子的“教育漫画”，内页则分为读书方法、笑话、掌故、知识、历史故事、人物故事、发明故事等等。参见〈牛鼻子主编《新智识》月刊〉，收录于《笑弹人间：马汉杂文选集》（台北市：釀出版，2012年8月），页286。

本文刊登于《林连玉纪念馆通讯》（2018.1），页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