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丽芳
林连玉1985年12月18日去世时，在华社犹如投下炸弹，掀起震惊与悲怆惊涛骇浪，华文媒体连续数天大幅度报道林连玉的事迹、各界的凭吊、自发的捐款、空前的葬礼等。紧接着纪念林连玉的林林总总建议，纷至沓来，其中较突出的是前南大校友会主席刘锡通律师和董教总法律顾问陈松生律师提出的建议，即设立纪念馆。
此概念在当时的华社尚不熟悉，包括纪念馆的设置、运作与功能，何况教总除了手稿、函札、著作外，也没收藏太多林连玉的文物，“藏品是博物馆的心脏”，此事因此没马上落实，却埋下一个种子。林连玉去世后的一星期，《通报》对此事做了报道，还把林连玉寥寥无几的个人日常用品如放大镜、梳子、钟表、笔墨等放上报，独漏陪伴他南来落地生根的铁皮箱。
直至1992年，在沈慕羽先生的领导下，林连玉基金通过由秘书处提呈的“设立林连玉纪念室计划书”。这个计划虽然只是小规模的建议（只是“室”而已），仅涉及五万元，设在教总大厦内，但计划书却相当完整，涵盖前言、宗旨、纪念室分为两部分的构想、地点、装修费用及实施日期。
宗旨提出两点：一，纪念林连玉先生对华文教育、社会、民族及国家的贡献；二，让后辈了解林连玉先生生平事迹，鼓励他们学习及发扬林连玉精神。简洁、明确，也是林连玉基金成立以来所致力的。
前言所说：“纪念林连玉及发扬林连玉精神的工作，涉及硬体及软体设施两大方面。软体方面包括书籍、出版物、录音带、录影带、各类文化活动及奖励文教界人才等。硬体的则指设立一个具有文化气质的林连玉纪念室，使人们立于其前，行走其中，参观有关文物，自然而然地会提振精神，让后人兴起承接民族教育大业的使命感。”
这段前言为后来林连玉纪念馆的建立奠下“静态与动态结合”的概念，更突出纪念馆“典藏、展示、研究、教育”中精神教育的重要性。正如台湾黄建淳教授于2009年受林连玉基金邀请来马发表《沈慕羽纪念馆的特质与功能研究》所提：“博物馆学者欧里尔（O’nell, Mark）的研究指陈：‘博物馆是人类能够徜徉其间，思考和感觉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之场所，也因博物馆的存在，恰足以让我们体认人性的独特定义。’信哉斯言，名人纪念馆的展示空间，正是提供人们藉由历史的途径，启迪而反省自我存在意义与价值的场所。”这是建立林连玉纪念馆的核心理由。
《1993年会务报告》有这么一个记录：“由于董教总独中工委会办事处尚未搬离教总大厦，因此欲在教总大厦设立林连玉纪念室的计划暂无法展开。”（见《华教节特辑1994》）
当时候林连玉基金的工作重点主要有两大类：（一）出版林连玉遗著、林连玉资料汇编、《华教节特辑》、华教史著作，以及长期赞助教总出版教师刊物、教育丛书等等；（二）建立品牌活动，如：华教节、公祭、精神奖、林连玉讲座等，推动学术研讨活动或研讨会、多元文教活动等，纪念馆还不在议程中。
实际上，在整个90年代，甚至千禧年过后，董教总的大部分资源都用于新纪元学院的建设，华教人士正倾全力办好新纪元学院。身处华教阵营的林连玉基金领导层就算有心恐怕亦无力推动纪念馆计划。
一直要到2007年，当时主席陆庭谕老师旧事重提，再说要办林连玉纪念馆。在那一年，林连玉基金转型，扩大董事会和行政部，计划在全国各地设立联络委员会，为纪念馆的建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92年这份计划书虽然后来因故没有落实，却也是林连玉纪念馆建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本文原刊于《林连玉纪念馆通讯》（试刊号）2014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