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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祖父·话家风——专访林连玉长孙林建春先生

日期:2019年4月6日(星期六)

时间:晚上8时正至晚上9时50分

地点:中国福建省永春县归国华侨联合会8楼会客室

受访者:林建春

访问者:李亚遨

旁听者:刘志文、姚丽芳、黄荣庆、林顺康、徐威雄、林嘉年、康碧真

记录者:陈玉雯

访问结束后,林建春与“林连玉先生在中国活动遗迹考察团”团员合影。

今年4月6日,林连玉基金组“林连玉先生在中国活动遗迹考察团”,到林连玉的故乡永春、厦门等地进行考察。此行目的除了拜访林连玉在永春的家属、当地政府及文教单位外,也要发掘林连玉的事迹、搜集文物资料、做口述历史等。

行程首站,我们有幸在下榻的永春鸿丰侨联大酒店与林多才(林连玉次子)的长子,也就是林连玉的长孙林建春先生碰面并进行访谈。访谈以林连玉基金副主席李亚遨先生为主要提问人,并在其他团员陪同下进行,在此也感谢永春县侨联会借出会客室让访谈顺利进行。

家庭背景及状况

林建春出生于1955年11月30日,今年64岁,曾任永春县文化及体育局局长。他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也曾到访马来西亚五次,与已故尤培胜先生熟悉。尤先生曾任世界永春社团联谊会秘书长,2000年出任林连玉基金董事,因熟悉永春乡里,扮演起林连玉基金与林连玉中国家属之间的联系桥梁。2005年在他的促成下,林连玉基金首次组团赴永春拜访林建春,收获丰富,取得林连玉的家书复印本。林建春曾于2009年受邀来马,出席祖父林连玉的公祭及华教节活动。

谈及林连玉长子林多欣,林建春表示只从父亲口中及祖父家书获知一些。林多欣早年被林连玉带到吉隆坡,最初在硕莪厂工作,后转行当渔夫,于1962年出海打鱼遇难逝世。林建春的父亲林多才(林连玉次子),1930年出生,已故。解放时,受其族兄,即永春县宣传部长林多速的推荐参加新中国工作,并当了小官,历任公社书记、邮政局长、税务局长等。林多才育有三子,林建春是长子,次子林耀春,幼子林辉春。林连玉的幼子林多文定居陕西韩城,育有二子一女, 为退休电机科工程师。2015年,82岁高龄的林多文与妻子迟淑莲首度偕其长子林林和孙子林汉雄,一家三代来马参与林连玉先生逝世30周年公祭。

林位中(林连玉五弟)。

林连玉生长在传统的乡绅之家,有五个兄弟、二个妹妹[1]。林连玉85岁去世,其五弟95岁去世,中间三个兄弟三四十岁就早逝了,两个妹妹则活到九十多岁高龄。林连玉的五弟曾任国民党永春县的县委书记,也曾任永春县的银行行长、区长,他和孩子后来移居厦门,文化大革命时遭到打击。林连玉的妹妹,一个叫林子贞,三十年代在集美女师范毕业,后来在福建教书,目前她的子女在厦门同安;一好像叫林子华,移居台湾,听说她儿子是台湾旺旺集团的董事。

“一经堂”门前竖有石旗杆。

林建春说,《永春县志》上记载其祖父林连玉及曾祖父林奉若;至于林连玉的祖父林以仁,不知什么原因而没有被写进县志。[2]林以仁是前清的岁贡生。林建春小时候去过祖屋“一经堂”,屋前有很高的旗杆,古时只有有名望的人家才能竖旗杆,门口还有一个大池塘,现已填平,说明了林连玉家族的地位,也算是乡里名门了。林连玉的父亲林奉若与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关系密切,他晚年好佛,在普济寺后山建屋隐居静修。弘一法师到闽南永春时期,曾在那里闭关,由林奉若供养法师,彼此亦有书信往来,可惜大部分书信已经散佚。

林连玉与父亲较为疏远,与祖父更为亲密,林建春猜想也许是在个人志向和婚姻问题上父子产生矛盾。林连玉是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婚,而不是自由恋爱。关于林连玉的发妻,家族所知甚少,只知道叫尤春,同是蓬壶人,约于1939或1940年抗日战争期间,永春发生鼠疫而过世[3],留下了三个儿子。林连玉作有十首悼亡诗纪念发妻,感情深厚。林建春认为,因其祖父感念到自己在外闯荡,三个小孩都靠发妻一人含辛茹苦养育。

〈悼亡十首〉手稿。

对于林连玉的印象,林建春表示并没有见过祖父,主要是通过父亲及家书略知一二。其父亲也与林连玉聚少离多,没什么特别记忆,印象较为深刻的是抗战胜利后,1946年林连玉曾回过永春一段时间。这是林连玉的三个儿子自懂事以来,与他唯一一次的相聚。一方面也因抗战胜利后客观环境允许回国,于是他决定回乡看看。林建春说,随着曾祖父辈的相继去世,整个家族就逐步衰败,有的跟共产党走了,有的走国民党的路,就像小说《家》、《春》、《秋》般,从繁荣富裕走向没落,一人一路,甚少往来。林连玉感触良多,因此经常和林多才通信,维系感情。

1946年林连玉回到永春时,长子林多欣18岁,正值叛逆期,估计就是那时候被林连玉一同带到马来亚。由于从小缺乏父母看守,父子关系不好,林多欣后来只身离开马来亚去了印尼,在印尼结婚生子,落地生根,他曾回过马来亚与林连玉见过面,大概三十来岁就早逝了。林多欣留下三女一子,生活过得很苦,不谙普通话,只会闽南语,加上父亲早逝,因此跟祖父林连玉及中国亲属基本没联系。林多欣的次女和丈夫在新加坡,其他则在印尼的吉里汶(Karimun);长女今年刚去世;一些子女今年三月才首度从印尼到永春探亲。2015年,林多文的长子林林在族亲林士提通过马来西亚族人林纪顺,才联系到林多欣之子林士丘。

家书及其保存

林连玉的家书主要是由林多才所保管,之后传给其长子林建春。家书得以保存下来,不得不归功于林多才。林多才是大学生,了解林连玉家书的价值。可惜有部分家书因为某些客观因素,导致家属无法完整保留下来。

据林多才的说法,林连玉家书从1960年到1985年他逝世为止,“近三百封”,这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陈进国所说的“四百封”,明显有出入。林建春认为两者皆没有错,因为家书持续二十五年,不同时期邮寄方式不同,会计算出不同数目;有时候一封家书当中夹杂了好几封信,不同算法得出的总数不尽相同,比如林连玉给林多文的信,一般上是附寄在给林多才的信里,再由林多才转交。因为林多文当时被打为右派,他的工作从东北到宁夏,又到陕西,这些地区和南方不同,闽粤一带有海外关系实属正常,林多文却因有海外关系而遭受不公平待遇,林连玉担心会连累他,只能通过林多才传达消息。林多才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批斗和关押,家书和工作日记都被没收。现在保留的是政府退还回来的,并不完整。

林建春对祖父的印象除了来自父亲,就是一封封家书了。当时普遍认为在国外的亲人过得比中国好,因此林建春小时候给祖父写信时,老是向他要东西,比如钢笔、手表、衣服等。林连玉疼爱孙子,但都会提出要求和条件,希望他好好念书。林建春记得唯一一次要求得到满足,是他七十年代初十五六岁上中学时,当时T恤衫刚刚在中国面市,他非常喜欢,于是要求祖父买一件给他,林连玉果然从马来亚寄一件过来。

林多才收藏林连玉家书的皮箱。

林建春认为,林多文或其他人都应该没有保存到家书了。比如老家那里有一位祖父的好友,祖父什么事情都委托他、给他写信,但这个老人家已经过世,他的儿子也不会保存这些书信。林建春的老姑,林连玉的妹妹林子贞,几年前去世,他们兄妹有过一些矛盾,两人很少联系,即便有书信往来,相信也很难保存下来。目前这些家书是林多才整理后,一叠一叠包裹起来,收藏在一个皮箱里。林建春说他父亲对祖父的感情深厚,他回忆起一件趣事,他听母亲说生下他这个长子时,林多才去医院只看了儿子一下,也没有准备食物给她,就马上跑回家写信给林连玉报喜说他当父亲了。

来自中国官方的关注

根据家书记载,1960年代林连玉被褫夺公民权后,家属曾建议他回中国居住,林建春娓娓道出当中的情况。原来1962或1963年的家书中,曾提到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曾写信给林多才,要他转达中国方面鼓励林连玉坚持下来的信息,政府也曾招林多才到福州或厦门谈过。若林连玉选择返国,可安排到华侨大学执教,当时的校长是廖承志。林连玉在信上曾说,只要一天没有被马来亚政府驱逐出境,就会留在马来亚继续为华教抗争。家属虽然希望他回国,却对他的决定感到敬佩。林连玉是以一种高度来作出选择,不为了过安逸的生活,而放弃在马来亚为华文教育斗争。

林建春说他亲眼见过官方给祖父写的条子,署名者相信是廖承志的属下。内容大意是要父亲写信转达祖父,要他坚持斗争到底。李亚遨认为,中国方面给予林连玉的关怀,可能是通过当时大马华社重要社团领袖李延年传达。李亚遨当场念出1976年7月24日林连玉写给林多才信中的一段话:“以前我曾告诉你,外间人士的谣传延年是我的大力支持者,其实我受过延年的帮助是最少的,这便是他怕受累的表现。不过他的内心对我十分尊敬,我是瞭解的。我想,在资本家群中,除了李光前、陈六使以外,他应该是第四个最尊敬我的人。他曾告诉我,廖承志告诉他,如果我归国,可获得如尤扬祖[4]的安顿。这是十余年前的事了。”这封信写于1976年,十一年前相当于被褫夺公民权时期,印证了中国政府对林连玉的关心。姚丽芳认为这点并不奇怪,因为林连玉的同学、朋友、在尊孔的同事、学生等,回到中国后有些在政府单位担任高职,比如梁披云[5]以及曾官至广东省省长的梁灵光[6]等。林建春说,1961年林连玉被褫夺公民权,中国正好经历“自然灾害”[7],饿死了很多人,生活过得很苦,包括林多才那些堂兄弟们及他们的孩子。林多才因为是共产党干部,生活稍微好一点,但还是穷苦。林多才所以被定为走资派,主要是当官的背景,并非因林连玉的关系而被认为有海外关系、里通外国。

故居“一经堂”及活动遗迹

“一经堂”左侧被洪水冲倒,需要重新修建。

林建春表示自己从来没有住过祖父故居,父亲出来工作后就一直辗转于其他乡镇,后来母亲到蓬壶镇的医院工作,一家才在蓬壶镇安家,距离西昌村老家三公里左右,跟老家的联系才频繁起来。老祖屋“一经堂”是林连玉祖父林以仁所建,可惜曾被洪水冲掉一半,大厅那一半还在。“一经堂”后方有一间更老的房子,是太祖辈建的,经政府整修后改成西昌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林家出过不少具有名望的人,政府曾经打算重新整修“一经堂”,包括普济寺后方林奉若所建、弘一法师住过的屋子。目前整修“一经堂”面对的问题,一是房子失修太久,需要资金和技术;二是这座房子是先辈建的,家族成员拥有产权,若要整修,必须得到所有产权人的同意,林建春说,目前村委领导正在做协商争取的工作。访问时也在场的林连玉基金主席刘志文认为,林连玉基金可以以民间团体的角色,从文化资产保存的角度,呼吁中国政府关注“一经堂”。

和林连玉相关的历史遗迹,除了“一经堂”、普济寺后方山腰的小屋外,还有林连玉祖父修建的蓬壶镇壶口桥、林连玉曾经任教的永春太平小学及厦门大同小学等。原本在蓬壶街上的陈坂桥已经被拆掉了,林连玉祖父林以仁重修的壶口桥和碑记还在。壶口桥修建过几次,现在的新旧两座分别是八十和九十年代重新建的。大同小学目前尚在,太平小学校名还有,旧址校舍已经没了。林连玉家书中曾提到他在太平小学时参加乒乓比赛获得亚军,得到一个奖牌,林建春表示没有看过这面奖牌,已经不知所踪。此外,林连玉曾在厦门中街姑丈经营的永丰参行当过学徒,林建春表示不了解这间中药店现况,他说祖父因为当过中药店学徒,因此懂很多中药、土方,也会给人开药方,家书里有很多药方。

图为壶口桥新桥。
1996年,蓬壶镇政府重建壶口桥,于原址植基,仿古建造,桥名匾由梁披云先生书写。图为壶口桥原桥。

提及林连玉家族的祖坟,尤其家书(1963年)里提过“太祖母”坟墓在仙洞山,林连玉曾为其写过墓志铭。林建春说他十三四岁时,曾随父亲与家族一起去扫墓,是他唯一一次去祖坟,只知道是在仙洞山后,祖坟的具体位置不记得了大概在山脚处,不过好像都拆掉了。还有另两座祖坟,一个可能是曾祖父的,跟林建春祖母大致葬在同一个地方。以前一般人家的祖坟是在家附近,林奉若是个有学问的人,又是懂得天文学和易经的乡绅,所以祖坟都很讲究风水,葬得比较远,比如林建春祖母的坟墓,离西昌村老家快三十里,且是在山上,连墓碑都没有。

趣事与个性

林连玉原名林采居,闽南语读音如同“菜猪”,颇为不雅,因此在三十岁那年改名“连玉”。2015年,林多文来马接受访问时透露,父亲改名“连玉”,为的是纪念一个留学日本的女牙医,这背后是一段爱情憾事。林建春表示,也曾听父亲说过同样的故事,父亲还偷偷去看过这名女牙医。李亚遨说,这说明了林连玉是不拘一格的性情中人。他举例,林连玉曾和教总同事一起去瀑布游泳,他们打赌谁敢裸泳,结果林连玉第一个裸身跳下水,可见他不是一个古板无趣的人。林建春认为这就是人性,林连玉也和平凡人一样,不是十全十美的圣人。

林建春认为,当年祖父被褫夺公民权而毅然留下继续为华教斗争,虽然在法律上是输了,实际上却稳住了华教的抗争。林建春说,祖父林连玉倔强不妥协的精神,也许是家族遗传的性格,包括他高祖父林以仁、父亲林多才和他自己也同样倔强。

结语

访问尾声,林建春对马来西亚朋友对华文教育的坚持表示敬佩,他也感谢大家对他祖父的关爱和宣扬。他表示,林连玉一介书生挑起维护华文教育的重担,谁对谁错,历史可以证明。同时,他希望马来西亚政府能够做到民族和谐,一视同仁,承认华文教育、承认林连玉的贡献,这不仅对华社是好事,对整个国家都有利,国家的经济和整体发展会更进一步,他也祝福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蓬勃发展。

林建春先生的访谈,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林连玉的家族背景和故事,也把之前零零碎碎的片段给整合、连贯起来,很多事情也得到了证实。在此感谢林建春先生接受访问,提供我们许多宝贵的资料和线索。


[1] 林连玉实有三个妹妹,即子贞、子华、子实;二妹子华自小送乡亲抚养。

[2] 陈进国博士〈士的精神与家族教化——以林连玉家书的记忆书写为例〉一文提到,林以仁在民国版《永春县志》被列为“乡贤”。

[3] 根据《永春美山林氏族谱》(1996年,页129)载,尤春“……卒民国丁丑年五月二十七日寅时,年三十六……”。民国丁丑年,即1937年。

[4] 尤扬祖(1892-1982),永春县达埔镇延清人,1914年到新加坡,1922年移居印尼经商,是著名爱国侨领,曾任印尼望加锡中华总商会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在印尼组织同侨募捐支援中国抗日。1953年回中国定居,历任全国侨联副主席、福建省副省长、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是第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5] 梁披云(1907-2010),生于福建省永春县,卒于澳门,著名诗人、国学大师、书法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历任泉州黎明高级中学、荷兰棉兰苏东中学、马来西亚吉隆坡中华中学、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国立海疆学校校长及吉隆坡《益群报》、印尼《火炬报》总编辑;曾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特区筹委会委员、全国侨联顾问、澳门归侨总会创会会长、澳门福建同乡会会长、华侨大学副董事长、黎明大学名誉董事长、厦门大学名誉教授等。1930年代曾经在吉隆坡尊孔中学任教,与林连玉同事。

[6] 梁灵光(1916-2006),福建省永春县人。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投身抗日救亡工作。1936年参加中共秘密组织上海抗日青年团,同年6月,赴马来西亚吉隆坡尊孔中学任教,组建了“雪兰俄邦反帝大同盟”、 “华侨抗日救国会”、 “左翼作家联盟”三个进步团体并担任主席。“七七事变”后回国,在苏北参加抗战,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警卫团团长、游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旅长、参谋长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福建省副省长轻工业部部长、广东省委书记、省长、暨南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共代表、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等。

[7] 中国由于农业集体化和大跃进运动,导致1958年至1962年期间发生全国大饥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78年以前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或“三年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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