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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林连玉纪念馆有感

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师生与林连玉塑像合影。(2019年4月3日)

马来西亚华人基于亲、地、神、业和文缘建立了各类社团组织。据笔者了解,目前较有影响的有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简称华总)、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简称总商会)、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简称董总)、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简称教总)、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等;华文报刊有《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中国报》、《光华日报》、《光明日报》、《东方日报》、《联合日报》、《诗华日报》等。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自1819年在槟城所建立的第一间私塾——五福书院算起,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最初的华文教育是附设在庙宇、店铺或住家中,主要是以方言教学,教学内容重点在于灌输传统的中华文化与价值观(例如:吉隆坡惠州会馆私塾(循人学校的前身)),常常是将血缘性的组织与教学达到双管齐下的效果。目前,马来西亚可学习华文教育体系:六年国民型华文小学及六年华文独立中学/五年国民型华文中学。至今马来西亚共有1,291所华小,学生约60万人。截至2012年,华文独中有61所。据《南洋商报》报导,2016年马来西亚华文独中学生总人数达84,363人。高等学府则有南方大学学院、新纪元大学学院、韩江大学学院等。此外,拉曼学院和拉曼大学亦主要招收华裔学生。[1]以上几个重要的、历史悠久的文教组织,对移民华人的贡献大过于政治团体所起的作用。华团领导人一直秉持“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理念服务乡亲。其中塑造一个国家意识为先的“马来西亚族”,实有待这项传统种族意识的淡化,“公民”意识迥然有别的情况才能够改善。[2]

对林连玉的了解、敬佩与对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归趋

近两年在马来西亚三次学术参访中,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由15个华人团体出钱出力成立于1985年的华社研究中心、2013年成立的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以及2007年开始筹款,除热心的华侨领袖捐款外,令人动容的是全国独中“家家十元”,以及全国华小“一人一元”的捐献运动,至2013年落成的林连玉纪念馆,这三个机构戮力于华人文化的保存、研究以及跨族群的社会文化活动的举办,令人印象深刻。

林连玉基金于2007年4月发动“全国独中学生家家十元运动”筹募林连玉纪念馆建设基金。

在两次带着学生参访林连玉基金与林连玉纪念馆的过程中,方才了解1924年林连玉毕业于陈嘉庚所创办的集美师范,后于母校服务短暂时间。1927年集美学校因学潮事件而关闭,林连玉南来新加坡谒见校主陈嘉庚,请求复办学校,之后就到霹雳州爱大华国民学校任教。后来因为朋友邀约到荷属东印度(今称印度尼西亚)爪哇任抹埠中华学校任教,並不时在报上发表文章,引起荷兰政府的疑忌,有传将对他不利的消息,刚好那个时候,他的老友郑兼三想把他拉到巴生为共和学校服务,他就借机会离开任抹埠。他离开马来亚估计有5次:1.1927年到荷属东印度任抹埠任教。1931年离开印度尼西亚,回到马来亚巴生共和学校任教;2.1929年或30年初,回乡省亲数月;3.1933年底返乡奔母丧;4.战前参与雪兰莪医药辅助队追随英军撤退到新加坡;5.1946年10月最后一次回乡处理家务,其他时间一生尽卒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华人公民权利的争取。1934到1961年接获内政部褫夺公民权通知书之前,都在吉隆坡尊孔学校任教。

教总第一届理事宣誓就职,由联合邦华校总视学官吴毓腾监誓。

1949年林连玉推动了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成立,隔年担任公会主席。1951年为了反对所谓意图将华校消灭的《巴恩报告书》而推动教总成立,同年正式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公民。1954年以教总名义提出将华语列为官方语言之一,同年和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联手阻止教育部在华语学校设立英文班,避免华校成为英校。隔年,林连玉率领教总、董总代表到马六甲和东姑阿都拉曼为首的联盟代表团会谈,并以在自治选举前暂时不提华文列为官方语文作为谈判筹码,以利联盟竞选,换取联盟答应若执政后将废除《1952年教育法令》及重新厘定对各民族公平合理的教育政策。1956年与华人社团发起“马来亚联合邦华人注册社团代表争取公民权大会”,提出四大要求:国民条件为属地主义、留  居五年者得申请公民权、公民义务与权利皆平等、华文设为官方语文之一。1961年8月12日,林连玉接获内政部通知将要褫夺他公民权的通知;8月22日,林连玉被教育部长吊销教师注执照。1963年8月24日,林连玉著作《回忆片片录》被内政部列为禁书。1964年10月23日,正式被褫夺公民权。1985年12月18日,林连玉逝于吉隆坡,丧礼出现上万人空巷送葬的场面。逝后被大马华人称为“族魂”,印裔文教团体淡米尔基金会称为“母语教育”之父。他有名的诗作可表达他一生的心志曰:

飘零作客滞南洲,时序浑忘春也秋。

幸有嶙峋傲骨在,更无暮夜苞苴羞。

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

海外孤雏孤苦甚,欲凭只掌挽狂流。

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提到20世纪中期的中国,经历如此剧烈的变动转折,数百万人民流亡迁徙,家国兴费,政治起伏堪称“史诗”时代。这样的“史诗”,展示了中国人文领域的众声喧哗,启发“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主体,而不为一时一地的政治、信仰所屈所惑。这样的历史我们才能够称之为“诗”。[3]在变动剧烈天地玄黄的20世纪,无论是第一、第二汉文化地区,都面临了空前的巨变,而我们看到林连玉为第三汉文化区的新、马如此力挽狂澜、不惜以身殉道的护卫中华文化,能不汗颜?

 2019年4月,笔者带领参访的学生刘崇佑写道:

华人这个社会对教育的坚持以及投入,在那段华人被马来西亚巫族当权打压的时代,有林连玉先生这样身怀中华文化气节的老师,拼了命也要为华教争一口气,是真的令人动容!他的身上也完美体现了华人“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精神!其中最为感动我的是他的那段:“我说我的头上是天,我的脚下是地。我林连玉,顶天立地!堂堂正正地做人,我不变节投降、我没有垂头丧气、我没有逃避走开!我要告诉大家,民族的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他的价值跟我们的生命互相比重,我们为着保卫我们的文化,我们可以让人家在我们的尸身上踏过,但是我们不能忍受人家剥夺我们神圣的权利、不容许伤害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完全的发挥了林连玉在自述的诗文最后的那两句“横挥铁腕批龙甲,怒愤空拳搏虎头”。

吴品妤同学在参访基金与纪念馆之后也说:

马来西亚的经济靠华人支撑,却排挤华人。然而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却没有因此而退缩,反而团结,从教育的坚持、土地的捍卫、经济的发展,维持华人的自尊、守住华人的灵魂。马来西亚的华人,知道成功的路很远、很崎岖,所以他们坚持而且团结。林连玉先生说:“对付破坏,最好的答复是建设。”林连玉先生终其一生为马来西亚华人教育奉献。要有多大的尊敬,才能一手打造出一个纪念馆,要有多大的了解,才能这样滔滔不绝的、有自信的,将另一个人的一生,让更多人知道。从林连玉纪念馆馆长句句打动人心深入的介绍,可以感受到他对林连玉先生的敬爱。

淡米尔基金于2011年将柯嘉逊博士的英文著作《林连玉——马来西亚华裔的族魂》译成淡米尔文,取名《林连玉——母语教育之父》。

从以上两位同学深切的感受,可了解林连玉一生的行止,也激起了在台湾年轻一代的认同与敬佩。林连玉基金多年来锲而不舍地争取华文教育的权益与地位,功不可没,但至今马来西亚族群关系仍然不尽理想,华人仍然有漂泊的心灵,漂泊者如何找到心灵的故乡?吾人再次引述余英时的“遗民漂泊心境”,他在为刘再复《西寻故乡》作〈序〉说到:“漂流曾经是古今中外无数知识人的命运,但正因为‘漂流’,人的精神生活才越来越丰富,精神世界也不断得到开拓。”[4]他在回顾漂泊的生活所忧虑的是“中西文化的异同问题,一个世纪以来都在困扰着中国的学术思想界,我也继承了这一的困扰”。[5]在此漂泊的大时代,反而激荡余英时进入学术巴别塔的动力,他这个“文化困扰”转化成深入探究中西多元文化的意义,诚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谓的肯认政治(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是一涉及公共与私我两个层面:“在私我领域里,透过有意义的异己(significant others)的接触和对话来建构自我属性;在社会或公共领域里,不同属性的建构必须仰赖公开的对话,在对等承认(equal recognition)的论述中建立彼此的平等关系”。[6]余先生在私我领域中没有太多的困境,但在公共领域中他花了一生的大气力,深入中西文化的传统与当代多元主义的精义,深究中华文化的肯认与再造问题。余先生对中西相关议题的分析,尤其是他不愠不火分析资料的态度。诚如余先生所说,反观西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始终是相持不下的两大政治力量。“自由主义固然以‘创新’而自负和自傲,保守主义者也同样以维护传统的价值而引以为荣。‘创新’和‘保守’在西方已提升为政治原则,其实何止政治,应该说是普遍的文化原则。我希望心向‘创新’的人能够尊重‘保守’的价值,心向‘保守’的人也要能懂得‘创新’的意义。……爱因斯坦对一群小孩子说过:要好好接受这份遗产,要懂得去珍惜它,并增加它”。[7]这种对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理性分析与不执着的见解,有如庖丁解牛般,精微的入乎其内,又能巧妙的出乎其外。马来西亚华人对传统不离不弃与珍惜,值得吾人敬佩。

(作者为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


[1] 陈琮渊、黄日涵:《搭桥引路: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页46-47。

[2] 祝家华、潘永强主编:《马来西亚国家与社会的再造》(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南方学院、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2007年),页25-36。

[3] 王德威:《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台北:麦田出版,2017年),页7、611。

[4] 余英时:〈刘再复《西寻故乡》序〉,收入于彭国翔编:《会友集(下)——余英时序文集》(台北:三民书局,2010年),页276。

[5] 同上书,页10。

[6] Charles Taylor, with commentary by Amy Gutmann editor,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32-37.

[7] 余英时:〈创新与保守〉,收入于《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页291-29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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