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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华教节特辑】多元教育运动:跨不跨出去?

作为一个多元族群与文化的国家,自独立以来,语言与教育课题从来就是我国建国史上重要的一页。语言的使用以及母语教育的承认,就华社而言,更是过去数十年族群凝聚的核心,以及族群动员的主要力量。通俗讲一句,是大家“心中永远的痛”。

自独立伊始,列中文为官方语言、教育改制、兴办南大、独立中学与统考、甚至到广告牌中文字眼的使用等,无不围绕着当权者的意识形态以及单元文化霸权的博弈而展开。

这种逐渐制度化的压迫以及不息的抗争,不止在运动中清楚划分出敌我,甚至无论是在朝在野的政治场域上,也多次就这些课题出现分裂。60年代走阶级路线,由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的社阵,最终解散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官方语言的意见产生了歧见。[1]

国际上,对于母语教育与语言文化的论辩,也经历了从有限具体认可、法律间接承认再到立法一般保护的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2]21世纪的国际气候,已经是一个承认母语教育差别权与文化差别权的时代。

我国的语言与教育政策,在过去50年的种族政治与一党独大之下,不止未有回应少数民族因文化差异特殊性而产生的权利诉求,甚至至今也还不承认国际与国家宪法赋予的人权以及公民的权利。首相纳吉至今,就政党轮替以及和平移交政权,是城内“民主游戏”的唯一规则一事,至今未向人民坦诚交代。要求巫统与国阵不止承认人权的普世价值,还要确认母语教育的“平等权”以及“自由权”,岂非要求“铁树开花”乎?

如果把母语教育的诉求放在我国后308的脉络之下检视,可以发现政治场域的开放,已经导致社会的进步。华教华团组织最近发动的纠察抗议,如果是在1987年,或许就是茅草行动的藉口。巫统与国阵的“单一源流教育有利国民团结”、“不能满足一个族群的所有要求”、“华人沙文主义”等回应,明显已经是落伍与过期的论调,这是好现象。

因为,当社会的矛盾已经从族群转移至更具公共性的课题之时,有心推动多元文化教育与民权运动者,也应该在这个氛围已经改变的时代,推出能够反映时代精神的话语,才能够激起集体的共鸣。

因此,最近有许多“跨出去还是不垮出去”的论辩,是好事一桩。语言与文化教育差别权的承认与推广,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以及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情境之下,务必需要考量各群体的认知差异,才能够一蹴而就。如何跨、用什么跨等工具与方法,则是次要问题。


《东方日报》


[1] 《陈凯希与劳工党》

[2] 在对70年代之前的西方自由主义以及文化普遍主义进行反思之后,最终无论是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语言与教育原则》等文件,皆有在国际立法的层面上,保障和提升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利的国际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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