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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华教节特辑】“华教”与“华教运动”的思考

我一直关心这么一个课题:“华教运动”和“华教”在公民意识逐渐提高的当下,该当如何自处?

我把“华教运动”和“华教”两个词汇放上开关引号,是因为我们过去谈华教,总会把两者混在一起,交杂论述。事实上,两者之间指向不同的概念实体。

“华教”是华文教育的简称。按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敎育发展史》(1998)所述,根植于马来亚本土的华文教育的起点有几种说法。最为普遍的观点是从1815年成立五福书院开始滥觞。如此计算下来,华教发展至今已有百余年。

“华教运动”则是战后马来(西)亚准备建国至独立以来,由华社公民所展开的社会运动。从1952年林连玉等先贤创办教总,联合华校教师、董总和马华公会对英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提出异议开始,一系列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博弈,争夺国族建构话语权的抗争从未间断。在民主宪政的框架制度中,争取族群教育平等的合法性和多元自主性,始终是华教运动的诉求主轴。

当林连玉于1961年被褫夺公民权和教师执照之后,华教运动逐步转而由董教总共同领导。沈慕羽、林晃昇、胡万铎、陆庭瑜等前辈均是1960年代至1990年代初的关键人物。1993年郭全强接任董总主席,同时兼任领导董教总教育中心以后,扛起建设新纪元学院的责任。2005年由叶新田接任董总主席后才衍生诸多组织内斗问题,影响华教运动斗争方向。

依照上述脉络发展,华教运动离不开董教总。正因如此,诸多评论对董教总人事有诸多诘难是常态,对叶新田、邹寿汉等等领导的质疑更是理所当然。因为华教运动是华社共同的公民事业。

1996年旅台学者曾庆豹在报章评论中抛出这么一个问题:华教运动,动或不动?(见曾庆豹:〈华教运动:动或不动?——谈董、教总的边缘化〉,《南洋商报》,1996年4月21日)他的文章清晰有力地指出,当时领导华教运动的董教总正陷入技术官僚和被边缘化的泥淖,意识形态及理念的建设完全退却。中立化和协商的外衣,使得董教总失却了作为社会运动领导者关键要素——道德制高点。

尤其在1994年董教总教育中心成立后,华教运动组织进一步朝向企业化形态。董教总除了必须应对国家文化霸权的渗透和排斥外,同时也须承担完善独中教育专业体制建设工作,包括独中统考、编撰课本、师资培训、升学及奖贷基金等等业务。加影华侨岗上矗立起来的大楼,为迅速膨胀的董教总组织提供一栖之地。但组织成员同时也成为了曾庆豹所说的几近成了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运动”不起来的华教运动,还称得上是华教运动吗?

华教运动的主体是华教,华教的主体却不仅仅只是60间独中,也不仅仅只有董教总。与华教相关联的利益相关者还包括将孩子送去华校就读的家长、教职员工、华小、国民型中学等等。从社区的角度论,一所学校是社区居民的集体记忆;从国家的层面而论,华教是马来西亚社会多元文化的表征,是经济、文化、教育领域中一个存在的实体。

华教运动存在的动机和目的,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匡正国家和社会体制对华教存有的偏见。易言之,华教运动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启蒙”和“抗争”,既要向社会群众解释华教是多元语文教育体系的一种,也要呼唤人们对教育平等意识的重要性。

当社会不再需要华教运动的时候,是否意味着上述任务已经达成了呢?适时回到问题起点,才能让我们反思显得有意义。

《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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