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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与社会思维

在马来西亚,在我们的国家,国家独立之前的长时期,我们的确是殖民社会,承此,我们继承了不少殖民政策延续而来的社会制度和思考模式,并且视之为理所当然,比如过去以55岁为退休年龄,就是殖民政策之一种,近年逐步上调,当然是一更合理化的做法,好或不好,自也引起一番的讨论与调适。在高等教育领域,更与殖民思维不无关系。

殖民时代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了,但我们的社会确实继承了殖民的遗产,也源于惰性而一任殖民遗绪在一些领域残留着。别的不提,每每就高教领域与外人交流时,最是引起人们疑虑的就是:怎么,你们那里竟然不设哲学系的?

最高学府没有哲学系

还是要回到殖民时代,当时的高等教育,是为殖民地培植高阶技术人才的,包括当时最高学府之设立,也是在此思维之下出现的;不光是我们这里,大致可说,凡殖民地皆如此。殖民地政府不需要思辨性强,进而能对殖民者的政策与权威提出批判与反思的被殖民者,反之,他们只需要各层面的技术人员,因而各别提供不同领域的技术教育,其他的人文与美育教育,除了基本教学所需,大致不是重点发展的领域,不是?

在此思维下,要哲学系来做什么?这一学术训练既无法为社会提供实际所需的技术操作,更别说哲学思维的启蒙,往往就开启了挑战权威的潘多拉盒子,这绝对不是殖民者所要的。

但是,哲学为知识之母,西方各门类的学术,都要溯源于哲学;除了技术学院,一个理想的大学,往往以哲学系为第一系所,再开展其他的学科与专业。没有哲学系,就仿佛画了个人,身体躯干都一样不缺了,就是不画个头,外人想来,总觉很怪哉!

停留职前训练层次

在功利思维下,哲学系毕业后的出路最引人疑虑。我想象,如果我们的大学设有哲学系,那会面对如何的招生难局与出路安排呢?我要谈的其实不是哲学系设不设立的问题:我们的国家迄今未设有哲学或宗教系所,不光是殖民政策与思维及其延续的问题,更还有建国之后的国体和社会因素。

无论如何,在独立逾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的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认知,每每只是一个职前训练所的层次;背负父母的期许上大学的学生,关切着跨出校门之后能否找到一份待遇优渥的工作,更甚于在学期间的个人成长与视野扩展,这与大学之设立与学术理想,是隔着老大一段距离的。

新生入学的时候,我记得当年系主任的开学讲话谈了大学教育的理想,傻乎乎的大学新鲜人当然半懂半不懂,但其中的一段话一直都记得很清楚:你来大学受教育了,不管念什么科系学什么专业,大学给你的不只是专业和技术,如果是这样,干脆都去上技术学校算了,何必来上大学?更重要的是,上大学接受了高等教育,就要好好地学习和吸收大学所能给你的养分,无须担心出了校门没有工作或未来生活过得不好;如果一个大学毕业生都无法找到基本的生活,要不是大学教育有弊端,就是社会出问题了……

这或许是早些年还以大学的门槛为精英教育窄门时代的谈话。放到大学教育开放与普及化的当今时代,这样的谈话是否还有效?大学,除了与它的西方universal源头与理想,还相衔接或不?

杜忠全,私立大学讲师,马大中文系博士候选人,迄今出版有《槟城三书》套装、《我的老槟城》散文集、《岛城的那些事儿》评论集、《恋念槟榔屿》等等。

(本文为2015年华教节特辑文章系列,今年题目是“中学教育怎样培养现代公民”、“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的改革前路”,由林连玉基金组稿。)

本文刊登于《东方日报》2015年12月11日,这里刊登的是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