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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就业与国家转型

自1980年代,英美等国的政治领导人启动自由化、私营化与放弃或解除管制政策以来,许多国家包括大马,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股潮流的影响,如在1980年代后大搞私营化,以便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与此同时,随着科技才进步,1980年代后也是全球化加速进步的时期。这个科技进步引发了所谓的知识经济,而全球化也改变了全球生产与分工的格局,而加剧了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

在这个大背景下许多国家也变得更加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以便赶上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浪潮。其中由于美国是主导力量,美国的治理模式,特别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更成了主导模式,而英语也成了更具威力的优势语文。就教育领域而言,一个明显的变化是高教的产业化、市场化与高教机构的企业化、法人化。

产官学合作模式

传统上,高教是种精英教育,也旨在培养社会政治精英,因此也会较重视通识教育与人文学科。高教机构与学术人员也多具有清高的心态,不爱谈功利与铜臭。只是,随着全球竞争的激化与教育的市场化、产业化、高教的功能也起了变化。一方面是高教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进而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他方面是,在竞争压力下,各国也日益重视高教在促进国家创造力与竞争力的作用,如在国家创新体制National Innoavation System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在中高收入国与发达国,这个带头国家进步与强化竞争力的角色,更益受重视,而事实上,许多国家的创新组织,均是围绕着高教机构而开办,如美国的矽谷Silicon Valley,中国的中关村,台湾新竹科学园,以及日本的筑波。这就使的产学研究,即产业、高教机构、研发机构与官方之间的合作变得日趋密切。不少名校也从教学型大学转向研究型大学发展。

这个产官学的合作模式,更改变了高教的性质,其中之一便是高教的财政来源不再单靠政府与学杂费,而是更多来自捐款与研发成果。一般来说,校友众多的老牌综合大学,如哈佛、耶鲁会变得更财雄实大,而不那么依靠政府支助。这个变化也使得高教改变了其传统的治校模式,如引入公司治理的手法。

制约产业升级

就大马来说,幸与不幸也正朝着这个大方向发展,如1990年代后大马也放宽了对高教的非政治面的管制,使得公私高教获得更快速的发展。与公立大学为例,1959-60年时,仅有的马来亚大学,只有322名学生,可在2000年,公立大学已有约27万学生,2005年升到约30万,而到了2013年公立大学已有约56万在籍生,私立大专院校也有约48万名。大专生的量是加速扩大了,可质的面却有所不足,特别是公立大专的毕业生,就业有困难,迫使政府不得不扩大招聘公务员,进而加重了财政负担。

仅在2013年,大马的失业者中便有30是高教毕业生;吊诡的是,工商界却长期诉苦人才难找。其实大马的高教与市场需求脱节严重,进而也制约了产业升级,使大马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而难以自拔。在大马,高教虽占用了偏高的教育拨款,可却没为国家的升级做出相应的的贡献。其实,从国家发展与升级的角度看大马,应多注重实用的技术与职业教育,而不是徒有形式的量大质低的高教。只是,这个课题涉及了社会风气。在德国与瑞士,有70%的16岁及以上的中学生是进入技职学校。在1960-80年代的台湾,技职生对普通高中的人数比是2对1。日台韩等能超越大马,注重实用的教育与人才培训是关键。

大马则在1990年代后才开窍,已错失良机,而1990后,偏重大专生量的扩张,而忽视其质及内容,更是失策。其中,马来语文民族主义无疑也是一个阻力,不能贯彻实效制,则更是自我设限的陷阱。此外,过度削弱学术自由(连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也不能有马来文本)与过度政治化均是妨碍大马进步的主因。

 

孙和声,民间学者,著有《尴尬的大马经济》

(本文为2015年华教节特辑文章系列,今年题目是“中学教育怎样培养现代公民”、“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的改革前路”,由林连玉基金组稿。)

本文刊于《东方日报》2015年12月4日,这里刊登的是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