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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与方言

马来西亚的华教问题本质上就是语言问题,而不是教育问题。从战后《巴恩报告书》开始,执政当局与华社之间的争议,基本上是环绕在教学媒介语上,很少涉及课程及教学的问题。在双方攻防之间,“华语是不是母语”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冒出来。

在1952年,林连玉谒见教育遴选委员会时,律政司荷根氏就以此问难于林连玉:“(荷根氏:)‘你们所谓母语母文,是不是就是国语?’(林连玉:)‘是的,最重要的是文字,因为我们书同文己经好几千年了。’(荷根氏:)‘在学校里读国语有什么用处?’(林连玉:)‘因为这是马来西亚占半数人口日常需用的文字。’”

【注:当时所谓的“国语”即现在的华语,国语是当时根据中国的官方称呼,此时马来亚尚未独立建国。】

在1953年,邓普勒也触及这一个问题,所以在<驳钦差大臣邓普勒将军>一文里,林连玉提出反驳:“钦差大臣说:‘查国语本为中国某一部份所用之方言其后以政治理由遂成国语’。此一层似是而实非也,须知语言为人类表情达意的工具,其推行的力量,主要在于互相接触及交通,其应用最广的即成为国语。”

从上述可知,在其时,“母语母文”的说法及问题就已出现了。而林连玉并没有正面去回应“母语”这个问题,而是强调‘书同文’。如果谈语言的话,方言是华人的母语抑或华语才是华人的母语是很有争议的问题,但如从文字这一层面来谈,那不管方言还是华语基本上都是同一种文字。所以,林连玉就特別强调“书同文”。

所以,“华语是不是母语”的争议不是今日才有,其背景更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深一层地去分析,母语的问题,之所以是争论的焦点,是由于母语教育是无可争议的教育原理,不管英殖民政府,还是现在的国阵政府,都不可能去否定。因此,唯有从侧面去攻击华教的母语教育的论述,即“华语是不是母语”。不过,几十年下来,基本上,华社对“华语是华人的母语”是没有太大的异议。

方言的地位有变化

可是,大约最近十年,对于“华语是华人的母语”的看法,又有微妙的转变,而方言的地位也开始提升,甚至强调方言才是华人的母语,这里面主要是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

其中,台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国民党威权统治台湾时期,是极度排斥方言,在学校讲方言是要受到各种差辱性的惩罚,如挂狗牌、在咀巴画圈圈,罚款罚站更是平常事,还要学生互相监视,总之,就是让学生以说方言为恥。

到了民进党崛起时,台语抬头,形势为之一变,激烈的台独主张更是强调台湾人和中国人是不同民族,換言之,连台语也不是方言,是独立的语言。反映在政坛上,最明显的转变是政治人物的用语,从早期强调字正腔圆的“国语”,到现在的台语盛行,不能讲的也要插几句台语用词。在这样的环境下,在台留学的大马人浸濡于其中,受其影响,自然而然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其次,中国大陆也有一定的影响。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马来西亚政府开放国民到中国的限制,大马华人对中国的就有切身、广泛及实景的体会,而不是想像及抽象的了解。

在未开放前,华人开口中国、闭口中国的中国往往是北京观点下的中国,于是就把普通话当成唯一、最高且绝对的标准。开放后,我们观察到的中国却是另外一种面貎,南腔北调,比比皆是,方言更是盛行。中国人反而惊讶我们说的“普通话”怎么这么“字正腔圆”,特別是在南方。这种情况,反过来就自然影响我们对方言的态度。

华人母语的马新说法

其实,在中国大陆,他们不是以母语来定位“普通话”,而是以“国家通用语”来定位,不称之为国语,则是尊重其他少数民族之故,所以,“普通”者为普遍通行之意。对汉民族来说,则定位为民族共同语,通常称之为“汉语”。而所谓的“母语”则有两层意思,对汉民族来说,通常是指方言;对其他55个民族而言,则是指他们的本族语(native langauge)。

其他地区,如香港,他们所谓母语通常是指广东话,所谓的中文教学,多数情况是指广东话教学,我们千万不要理所当然地理解成华语或普通话或“国语”教学。香港有亲共的学校,也有亲国(民党)的学校,亲共自然是用普通话,亲国当然是用“国语”。

在香港常常会见到“三语两文”的说法,三语就是指广东话、普通话及英语,两文是指中文和英文。而中文和英文是法定语文,其中中文(Chinese Language)的口语是指广东话,或还是普通话,则没有清楚的定义。

这是英国人当年制订《法定语文条例》时,特意留下的模糊空间。前阵子,香港教育局上载了一篇文章,指广东话是“一种不是法定语言的中国方言”,触动了香港人敏感的神经,掀起轩然大波,最后是道歉了事。

在新加坡,他们是以个体的种族渊源来定义母语,所以华人的官方母语就是华语,马来人的官方母语就是马来语,印度人就比较特別,淡米尔人就是淡米尔语,非淡裔印度人则可以选择淡米尔语,或其他非淡米尔人的印度语(non-Tamil Indian Language)。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又称母语政策,就是英语加母语,其中,英语是第一语言,母语是第二语言。一般上,在教育学上,所谓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是指习得语言顺序而论,即第一语言是最早习得的语言,第二语言是之后习得的语言,但在新加坡,则是指语言地位的优先顺序。

上面略为概述了中港台新的情况,似乎“华人的母语是华语”的说法是马新所特有的说法。是否如此,还需要更多资料来确认。不过,我们还是回到“华人的母语是否是华语”这一个命题上。

“母语”是否是“第一语言”?

最近又有人提倡英语也是母语,这是因为在数理英化政策废除后,一批家长坚持要恢复数理英化所提出的一个理据。所以,有人就游说华教界同仁应该支持他们的立场,因为大家都是支持“母语教育”云云。这是很冲击我们对“母语”的概念。

在最近一份尚未发表的宣言里,就提到政府应设立各种母语学校,包括华语、淡米尔语、伊班语、卡达山语、杜顺语及英语云云。前面五种语言,基本上是本族语的概念,可是英语绝对不是本族语的概念,不然,在马来西亚这么多族群里,英语是那个族群的本族语?

所以,英语如果是“母语”的话,就只能是“第一语言”(即最先习得的语言)的意思。由于“母语”这一字眼是有歧义,所以,代表什么意思是可以因人而异,可是把不同概念的“母语”放在一起是有待商榷。

如果,华教团体可以接受“母语”是“第一语言”的立场,会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因为那就意味着华人可以不用学华语,其因就是第一语言不必然是本族语,也可以不是本族语。

像许多印尼的华人,他们的第一语言肯定不是华语。所以,推衍开来,就会影响华社维护华文小学及独立中学的决心与力度,国民型中学则也不用坚持自己是华校及华文是必修必考科。总之,“华文教育是民族教育”这一说法就没法成立了。

“母语学校”的概念

另一个附带的问题是“母语学校”,有人不认同这个字眼,其理由是华语不是华人的母语,方言才是华人的母语。

那“母语”这一字眼要怎么去定义?我们看回语言的最原始目,那就是要表达自己并与他人沟通,而人的一生最早学习语言并与之沟通的对象必然是最亲近的人,通常这个人就是他的母亲,而这就是母语一词的由来。

从这个观点来说,方言可以是母语,华语也可以是母语,甚至非本族语也可以是母语。早年很多年轻的父母把孩子交给印尼女佣带,结果出现孩子讲印尼话多过讲方言或华语的现象。顺著这个观点下来,母语可以定义为第一语言,但正如上述,这样定义就会出现母语可能是非本族语的情况。

那联合国的母语又是什么概念?纲上查阅联合国有关的报告:《Education in a Multilingual World》,发觉其概念也是是多重含义,如最先学习的语言、族群认同的语言、最熟悉及最常用的语言等等。

报告也提到母语是可以包含了一种语言的各种变体(variants),包括地方上的变体及在学校使用的标准语。在这里,变体是指方言,在较严谨的文章里,都用变体来指称方言,因为“方言”本身是带有贬义,而变体是一个中性字眼。

所以,一个孩童早期对本族口语的第一手经验不必然契合正式学校版本的所谓母语( A child’s earliest first-hand  experiences in native speech do not necessarily correspond to the formal school version of the so-called mother tongue.)。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华人的母语是华语”也是成立的,除非不承认华社的各种方言是汉语下的变体之一。

所以,把一种语言的各种变体都包含进来,“华语是华人的母语”固然成立,“方言是华人的母语”也是同样成立,两者并没有互斥性。基于这个观点,“母语学校”的提法是没有问题,只要不把英语包含进来就行了。所以,坚持数理英化者还是另外找其他比较妥当的理据吧。

提倡标准语,不必排斥非标准语

其实,所谓一种语言的标准语就是在这个语言下的各种变体中,选择一个变体作为标准。一种有千多年文化沉积的语言,必然会形成各种变体,这是显而易见的事。而选择那一种变体为准标,往往是依据权力中心所在的位置而定。简单讲,就是天子脚下的方言就成为标准语,在过去,称之为“官话”。

只是我们或许早期是受到国民党的影响,抑或是其他因素,在提倡华语时,也压抑了方言的活力。其实,这是没必要,两者其实是可以并行而不悖。不但如此,推广而言,除了方言外,在提倡标准语时,也不必然要去排斥非标准语。

因为,语言是有生命的,会演变的,除非没有人在用了。所以,与其死板板地强行一致,倒不如在开放、不歧视的情况下,自然而然的交流中,交互影响下,异中求同,同中存异。不然,以一种高姿态来强求一致,其结果就很容易出现香港的情况,跟你“煲冬瓜”,再激烈点就会出现“台语不是方言”的情况,这就得不偿失。

总之,语言绝对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或教育问题,而往往是政治问题,是有多重考量在里面,包括立场。所以,当大家都在大谈特谈母语时,最好先弄清楚对方是怎样定义母语,或者清楚地知道对方是在保留模糊的空间。

原刊于《当今大马》2014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