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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连玉关于团结建国的观点

林连玉关于团结建国的观点

/ 麦翔(霹雳州文史工作者)


 

(一)近代多元社会的形成

马来(西)亚正规的新式华教创立于20世纪初新旧交替时期。矿业、橡胶业推动殖民地经济至资本主义台阶,而中国辛亥革命的炮火,以及较后的五四运动,传来了民主主义思潮,水涨船高,本地华社遂跨步向现代文教领域进军。此时的新式学校虽属侨民学校,而且只办到小学,但它是近代文化的主要载体。

华社来到20世纪初,它已经是一个形态完整的实体,与马来族社会与淡米尔族社会在殖民体系下三足鼎立。华族很早就以移民劳工或商人落足斯土,随身带来了求生存的简单的封建文化(私塾、会党、神庙)。在世纪转换的时刻,我们的先辈自立更生地建立了现代经济与文化部门完整的上层建筑——如雨后春笋建立起来的学校、报刊杂志、以及政党(孙中山同盟会与保皇党),开辟了华族民主的时期,登上马来(西)亚的历史舞台。

这个变化大大改变了马来(西)亚的历史航道,从此前自供自给的封建主义社会进入工商社会,从马来族单元社会进入趋向多元社会的轨道。在开拓与建设繁荣马来(西)亚漫长的历史途程中,华族(以及淡米尔族)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公民社会的转变

华社从侨民社会过渡到公民社会是抗日战争后的事,马来亚独立建国,加速了这一进程。

马华文化的民主性质在20世纪初早已铺下基础,中经30年代新兴文化的崛起和这一文化付诸实践,即经受了抗日战争的洗礼,华族文化的民主性益形充实和显著。战后,当华族文化与马来族主导的贵族官僚政权相碰撞的时候,历史出现了大转弯,即前资本主义的贵族政权,在英殖民者扶持下,压倒了后资本主义的华族文化。

时代的大变迁,无论对马来族或华族、淡米尔族和其他族群都是空前的挑战。贵族以复活马六甲皇朝为目标,实行单元主义,代替英殖民者,成为这个新兴国家的统治者和压迫者。

在国家独立的时候,华族文教面对互相纠缠在一起、但又截然不同的两个挑战,即族群的社会压迫与“马来亚化”——从侨民到公民的过渡。华教先贤明智果敢和正确地区分、解决两类性质不同的潮流,断然抗拒压迫,却顺应潮流接纳了“马来亚化”,毅然将自己转变为公民、将侨教转变为公民教育。我们不得不佩服先贤们在复杂环境中表现出来的意志与明智,致使我们至今受益不浅。

(三)林连玉精神的诞生及其定位

华教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实践由林连玉领航的华教主导,在反对单元主义的实践中产生了以“林连玉精神”命名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从形成的角度看,林连玉精神包两个主要方面,即反抗单元主义压迫的斗争的总结,以及在“马来亚化”主题下、内涵深广得多的多元主义的文化。

林连玉基金为林连玉的著作结集出版了系列书籍。集中论述族群理论四篇文章,分别收录在林连玉著《华文教育呼吁录》与《杂锦集》两书,其余大部分是关于抗拒单元主义斗争的纪录。这是因为林连玉时期华教生存的危机压倒了一切的缘故。四篇著作是:〈心理的建设〉(即1956年开斋节献词,《华文教育呼吁录》,1986年卷首),〈谈马来亚的精神〉(《杂锦集》,198637页),〈马来亚民族统一辩误〉(同上44页),和〈全国华人注册社团代表争取公民权大会宣言〉(《华文教育呼吁录》,198676页)。

在四篇文章中,林连玉言简意骸地阐述了:(1)族群关系的基本准则,(2)民族大同观,以及(3)达到民族大同的途径。林连玉自言,其社会发展观是社会进化论。其中,〈心理的建设〉一文尤为重要。它有三个论点:独立的到来,(a)对马族而言需共存共荣,(b)对华族而言,需建立马来亚祖国的概念,(c)对国家领袖而言,需采取“先期”与“后期”趋于平衡的正确政策。明显地,林连玉已经站在国家的高度,以跨族群的视野,简明扼要地勾勒了团结建国的观点,他把这些论点列为领袖与普通人民必需有的“心理建设”,以作为建国的稳固基础。这让我们看到,林连玉的实践远非一般人所认为仅限于无止境的斗争那么简单,更不是单元主义者所颠倒了的“不效忠”、“破坏团结”,其论点是深邃以及有社会理论作支撑的。在半个世纪前,华教危机深重的时候,林连玉抱持如此高瞻远瞩的视野,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这里有一个如何定位林连玉的问题。单元主义者颠倒、诬蔑,纯属“欲加之罪,何犯无词”的政治迫害,这里且不说。华社或华教圈内有一种意见,认为不应对林连玉的评估“提得太高”。

我的意见是,(一)林连玉不是神仙,这是确定无疑的。实事求是地给与“六四分”的盖棺论定,是恰当的。(二)林连玉当年对新成立的社会主义中国持有“异议”,这并非秘密,在他许多时评的杂文中屡见不鲜。但他对华教、族群、民主大课题的看法,仍然归属民族民主范畴内的。这样的界定,是符合事实的。(三)虽然,林连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先期”、“后期”)的阐述语焉不详,但是如果由此而否定或夸大其弱点,是不恰当的,因为,林连玉到底是文化人,不是社会革命家或理论家。这有如中国古往今来一些具有朴素唯物观或人民观的学者,不应一刀切全盘加以否定,道理是一样的。

林连玉的族群大同观具有前瞻性,是务实、开放、包容的,与单元主义者及早期马来民族主义者阿敏努丁巴基(Aminuddin Baki)、扎巴(Za’ba)、苏隆(Haji Sulong ),有本质的区别。林连玉的理想是在“你疆我域”的马来亚,建设一个族群疆界泯灭的大同社会;这个未来社会,将是吸纳、融合各族群文化优点于一炉的新社会 ,是一个平等民主的新社会。

林连玉所主张解决族群“先期、后期”差异的合理政策,摊开来说,实际上即是团结建国的道理。他说,

眼前,马来亚各民族的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这是极可遗憾的现象。

但我们相信天生人类是生而平等的,民族的文化与经济的进步,只有先期与后期的分别,并没有可能与不可能的差异。只要政府采取的政策,是公平的,不平衡的现象很容易的可以纠正过来,决不至于优越者永远有优越,落后者永远落后。

饶有意义的是,林连玉提出攸关我国国情的的几个重要课题,如族群经济与文化的“先期”与“后期”的差异,化解这个差异的“正确政策”等。虽然他没有进一步阐明“先期”与“后期”以及什么是“正确的政策”,但其基本方面是符合社会发展史观的。

简要地说,社会发展观认为,几千年人类社会毫不例外地沿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到大同社会的轨迹向前发展,新的社会比旧的社会进步。随经济制度的变更,上层建筑(政治、文教等)亦随之转变。政治也可以影响经济和文化。政治是通过社会阶级的互动发挥其影响力的;族群压迫是社会阶级压迫的折射。一个国家可以由不同的族群组成;同一族群也可以同其他国家的群联合组成不同的国家。

现在回到具体问题,分说如下。

(四)共性与个性

首先,我们将民族大同观放在辩证的框架内——族群的个性与国家的共性来观察,林连玉精神的脉络就和盘托出。个性意即各族群固有的传统特点,包括母语母文为媒介的教育与传统文化习俗。共性意即同属一个国家的不同族群的共同观念和利益。片面强调个性,否定共性,就是民族沙文主义即种族主义 。反过来也如此。

多元国家的族群个性不是独立于国家(共性)之外的;个性中有共性,如各源流学校毫不例外地都贯穿着“马来(西)亚意识”、爱国主义和采用共同的课程大纲、学制与必修的国语等共同点。独立初期的“马来亚化”,华校转变为公民学校,已解决了这个问题。

问题在单元主义。独立50多年来,各族群的公民学校被边缘化,当局炮制层出不穷的教育报告书,都聚焦于否定个性。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文”是早期的口号,具体化到教育领域就是“最终目标”。现在是“民族国家”论(Negara-bangsa),或“一个马来西亚”,新瓶装旧酒,演变为没有“最终目标”的“最终目标”。

当然,共性不是单一的,它是由特点迥异的各个族群所组成。母语教育是国家的共性,多元性即共性。多元是一个包容共冶的概念,决不容许个别族群假借“国家”的名义,去侵犯、压制、排斥他族,因为这与民主主义是背道而驰的,与国情是不相容的。如果假借“国家”的名义,去剥夺受压迫族群应有的合理权益,就是道道地地的单元主义,或沙文主义;把单元主义推至极点,肆意“亮剑”,维护既得的特权,就是霸权主义、独裁主义。转借美国的“大熔炉论”以及一大堆教育报告书与政策,是如假包换的极端种族主义。

建国50多年来,挂着“国家”招牌的种族主义制造了种种名目的国策,其性质是单一族群伪装“共性”,如经济领域的“新经济政策”组成的“国稻”、“国油”、“国产车”等GLC,一族上层少数分子垄断了国家财富;政治领域的“国阵 ”,一党独大,其他政党都成了它推行单元化的“救火龙头”或“润滑剂”;教育领域的“国民教育”,钳制以至于消灭其他源流教育,马来文教育一支独秀;文化领域的“国家文化”,将非马来族文化排挤在外;语言领域的“国语”,剥夺了其他族群的人权与问政的权力;宗教领域的“国教”,使“国教”之外的其它宗教信仰备受凌辱,等等。正如林连玉指出的,如此的“马来亚化”实则是“马来化”或“国家化”。但愿主义的同化与英殖民者的奴化是同出一辙的双胞胎,早已被林连玉所严辞痛斥。

(五)“先期”与“后期”

如何诠释林连玉的“先期”与“后期”?按社会发展观,“先”与“后”都是历史运动不同阶段的概念。 “先期”指进步,即比封建社会进步的资本主义工商社会,“后期”即“滞后”的意思,指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

这是否与族群落后论同义?按单元主义者的逻辑,固然如此。但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林连玉恢弘的大同观、社会进化史观(族群文明熔铸论,与单元主义的“种族熔炉论”相反),以及他的教育素养(在集美师范时期受到五四运动的熏陶),完全否定了狭隘单元主义者的逻辑。如果人们应用社会史观来分析,就可明白他的论点是有事实根据的,与早已进了博物馆的“民族优越论”或“民族落后论”是不相干的两码子事。

马来族与华族群两大社群的差异,涉及两个层面:即族群的差异,加上他们所处历史阶段不同表现在经济文化先与后的差异,两者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客观存在,不是某一族群或领袖的主观要求的产物。如上所述,20世纪初马来(西)转入现代资本主义轨道的时候,各族群由于历史形成的各自社会形态处于不同阶段而造成起跑点“先后”迥异。华族服膺工商社会生活方式(“先期”),马来族社会则为资本资本主义之前的封建制的阴影所笼罩,其基本形态是自供自给(Sara-diri)的农业社会(“后期”)与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华族起步点历史地“优先”于马来族的封建地位,是客观存在,并非臆造。不幸的是,这个“先与后”的差距,英殖民者和单元主义者利用为剥削压迫马来(西)亚人的工具、实行分而治之,在漫长的历史演变途程中,越拉越大,越复杂。独立后,巫统继承英殖民者的衣钵,将单元主义纳入国家体制中而固定下来。

存在决定意识。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各族,意识形态或文化各异,在历史运动长河中对事变的看法不一,导致步调先后不一。下面我们扼要地扫描一下这个族群差距在近现代社会运动中的表现形态与变化。

19世纪及以前时期,特别是马六甲王朝及其后一段时期,马来社会产生许多抗击外来统治的民族英雄,意义重大。至于当时尚同处于“后期”的华族社会是否有参与,史学资料甚少见到。无论如何,这与本文的主体先期后期的问题无关,下面的综述没有提及,并非否定马来反殖英雄的意义,特此声明)。

上个世纪20年代,与各自的经济形态相适应,马来学校尚在阿拉伯文宗教书塾阶段(英国人建立的新式马来学校,不受欢迎),与当时数量上相差无几的华校已跃进到现代化的完整体制的小学和中学。

30年代是我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马来封建社会逐渐瓦解,民族主义思潮和组织开始抬头,以华族为主干的先进社会思潮与组织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扮演领航的角色。这个时期的差异是明显与巨大的。

但是,为时不久,30年代末,两大族群开始互相呼应,走向联合的趋向越来越显著。当年,华族高举“抗日卫马”鲜明旗帜,与此时正在蓬勃兴起的马来民族主义在国家独立的平台上找到了共同点,尽管彼此关于实现独立的管道不尽相同。这是两族第一次“握手”——马来先进分子及部分群众参与抗日卫马战争,并在独立的平台上互相交往。这证明尽管经济文化的差异,在共同的历史挑战中他们找到了交叉点。

其次,经过战争洗礼,两大族群觉悟提高了,华族“抗日卫马”与“抗英独立”已成了战后的主流,马来族也醒悟到要独立唯有联合华族的道理,从战前的互相呼应走向联合(虽然战后短暂时期出现过战败的日本军人与英国军政府炮制的流血种族暴乱),两大族群及印族组成AMCJA-PUTRA 两大阵线(1947年),在反对共同敌人英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共同携手前进,为抗击马来联盟计划(Malayan Union, 马来亚联合邦前身)展开大罢市。这是巨大的进步。族群团结是英殖民统治(从而也是种族主义统治)的克星。1948年英马统治阶级悍然用“紧急状态”包裹着“独立”与议会制的两手,颠覆了族群的联合,把我国新生的社会结构翻转过来。这是历史上第二次联合。

但是,独立的历史开了人们的玩笑,“后期”的马来封建贵族与官僚集团,被英殖民者扶上新兴独立国的主人地位,巫文单元主义取代英文单元主义,成为教育主流,竟然压迫比单元优越的多元的华校。林连玉在这个时期,发挥他的光和热,尽管在共同基础薄弱的形势下显得孤立,终致公民权被剥夺,华教几乎连根拔起,但留下丰富的遗产,保证了华教屡败屡战,奋勇前进。

接下来,独立前至70年代,在新形势下,我国有政运、工运、青年学生运动的联合或互相呼应,是战后群群大联合的延续,虽然规模小得多。应当指出的是,与单元主义者的愿望相反,独立后“拐杖”资本主义无可避免地产生阶级分化,马来族新生代赶上来了,爆发了“先期”的马来族先进分子号召的全国学潮,抗击单元经济衍生物——农民贫穷化,给统治者很大的震撼。差不多同一时间,马大华族学生也爆发面向社会的运动。马来族青运的新趋向,虽然比50年代钟灵反改制所激发的全国华校大罢课运动迟了20年,但证明先后并非是绝对的。如果把60年代末单元主义“513”暴乱的因素考虑在内,“合”的趋向超越了“分”的趋向,就十分清楚了。

2008年“308”大选,是我国人民的突破,不分先后,用一个声音打破先期、后期的隔阂,打翻了单元主义50年来既成的局面,确凿证明了族群的平衡发展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历史的必然。不过,“308”大选出现的新气象,看来在人们的意识中仍然被认为“偶然”,如果人们的主观落后于实际,不认识和运用历史的必然性指导自己的行动,反复或倒退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可知,如果意识没有落后于客观现实,如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如果能正确捕捉不时出现的平衡点(共同点),那么,历史上一些事件也许就要改写。社会的向前发展提供了削弱和以致消除族群经济与文化不平衡的基础,是一个规律。

在我国,族群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族群分野最终要到社会阶级矛盾寻找解决方案。我国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即单元主义以纵向的族群分野掩盖横向的社会阶级矛盾,单元主义统治建筑在社会阶级统治的基础上。单元主义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社会、文教领域起着遏制社会进步的逆动作用。这为分而治之提供两面开刀的社会基础,一方面,这个逆动为制造特定族群资本化的贵族集团以及官商勾结的官僚资本家大开放便之门;另一方面,分裂族群,使“先期”运动陷入困境。独立以来,反殖、反单元主义的运动持续不断,十分残酷惨烈,但进展缓慢,最终遭受挫折或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之所以如此,实与“先期”、“后期”有关,与族群及阶级种叠有关。当多数民众受纵向的分野所迷惑,处于“自在”的意识状态中,单元主义有恃无恐,靠着其巩固的“后院”去镇压对手。“先期”运动无法突破单元主义的分而治之,在相对孤立情况下,“先期”运动,无论什么战线的或形式的,或迟或早都趋向枯萎。根本原因不是“后期”单元主义的“强大”,而是“先期”势力无法凝聚足够的力量,以揭穿他们的面目,挑战他们的逆动统治。这是战后几十年间一个主要的历史教训。

(六)正确的政策

综上所述,从20世纪初历史先与后的巨大鸿沟,逐渐缩小,抗日战争后与独立后经济的变化,互相呼应与联合的趋向越来越显著。“合”是主流。

历时运动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人民是推动历史的动力,独立与建国不分先后,不分族群与文化背景。经济是基本,政治是决定因素,但人们的意识可以改变经济和政治,也可以改变文化。随经济和政治的进展,人们应当善于洞察和捕捉积极或动态的平衡点或共同点,主动地引导跨族群最大多数的人民到推动历史的轨道上来。

独立后单元主义的“拐杖”或“抽佣”经济模式,改组了长期以来基本停留在农业经济阶段的马族“后期”社会,前所未有的新阶层——官僚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贫困化,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新文化新思维出现了,而且不断冲击“后期”的逆向思维与实践。这个变迁,拉近了马族与华族历史起跑点的鸿沟与社会意识的差异,为实行平衡的政策——抹平先期与后期的正确政策,提供有力的社会基础。

吊诡的是,308大选表明,促使多元主义声言要实现而未能做到的目标的推手,竟然是单元主义自己。由此可知,解决族群关系根本之道,在于反其道而行之,在于多元主义必须采取主动,把单元主义颠倒了的族群关系与政策,重新颠倒过来,让多元的双脚站在人世间平等的土地上,让民主主义去塑造政策。将单元化的国家基石反过来,必然引致社会的大变动,这过程是长期的,逐步实现的。

如上所述,马来上层分子用以确立与维护其单元统治的传统手法是“抑先就后”(压抑先期迁就后期)、以“后”统驭“先”的消极或静态的平衡。反其道而行,就是积极的或动态的平衡政策,这个政策是什么?就是社会化政策。

社会化即去种族化,首先致力解决国家垄断资本(大官僚贵族资本)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因为这是产生逆向运动的主要土壤,以及解决历史在各族群内部遗留下的社会经济矛盾,并开展相应的宣教工作。“正确的政策”是主导,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双管齐下。

在理论上,社会矛盾解决了,先期后期趋于基本平衡,人民生活改善了,产生族群矛盾的根源就会清除。但旧的不平衡解决了,新的不平衡又出现,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与措施,而且落实时须有步骤有计划,经长期审慎的努力,才能化解英、马来单元主义精英在各族人民中设置的障碍。要而言之,有如下诸端:

1)民主主义是实现积极或动态平衡的总杆杠。由于独立否定了民主主义,重新树立民主主义,是今日当务之急,是改造畸形的独立带来的畸形课题的根本药方。

2)废除特权机制,提倡绩效与平等。国家一定的扶持与协助,特别是对弱势社群,在一定时期内,是必要的,以帮助“后期”赶上“先期”,和消除不必要的不安全感,促成民主化。但政策的根基是绩效,在竞争中提高。

3)废除“民族国家”论(Negara-bangsa),提倡心理的建设。确实遏制极端的挑拨种族的言行,营造各族自由交流的平台。历史上历次运动的联合或互相呼应,都是自发的,在长期浓厚单元论的阴影下,林连玉主张的“心理的建设”无法顺利滋长,未能形成联合的持续运动。

4)在教育领域,以平等的多元体制,即母语教育,取代单元的“国民”教育体制,废除当前一面倒的“一国两制”。

5)平衡是双方的互动,华教本身应认识族群团结的必要性与长期性,以国家平台为考量,增加与马来学校体育、学艺、教学等方面的交融来往,特别是英化数理成为共同课题的当前时刻,联合应当放在议事日程的优先地位。董教总应主动走进友族文教团体(包括友族新生代组织),增强联系的力度与持续性;出版物、文告附加国英文版本;向友族介绍华教史(包括林连玉精神);邀请友族和多元组织参加节庆开放,邀请他们为董教总刊物提供献词、供稿,以拉近关系,增厚共性的积累。

6)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保证华印族人民的问政权与交流的顺畅进行;废除大专中文系论文必须用国语呈现的硬性规定;修正单元化的历史地理课程纲要。国语是单元的东西,对外用国语,理所当然,国内族群关系应视情况而定。

7)族权、神权、王权是单元主义的三个屏障。族权将随社会化的逐步深化与发展得到逐步的解决,比族权更封闭更保守的神权与王权也必将如是。政治是宗教的本质,宗教是反映政治趋向的外衣。战后布汉努丁医生的进步民族主义主导的回教党,曾经是独立前后反殖运动的力量之一,与后来的表现完全不同。

(七)结语

本文集中探讨了个性与共性、先期与后期以及平衡政策诸课题,目的是为林连玉语焉不详的部分补白,还原林连玉被单元主义所扭曲的形象,使林连玉精神“申之未来”(林连玉语)。

林连玉精神是内涵丰富而深刻的马来西亚华族文明的结晶,它不仅仅局限于族群平等的层次,而且抱持深邃的大同观,与多元国家正确的治国之道相接轨。在这个意义上,林连玉精神是属于马来西亚各族人民的共同文化遗产,在今天仍然有不可抹煞的现实价值。分析、综合以及普及林连玉精神到华社以及华社以外去,是我们这一代无可推卸的责任。董教总为了突破单元主义的包围,做过数次突围的尝试。跨族群推广林连玉精神是关键的工作,维护、建设华教与争取马来西亚的转型,是并行不悖的两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