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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晃昇倡两线制开创新途 林连玉单纯理想抵御政治

政治漩涡中屹立不倒

何启良指出,除了家书,林连玉的著作大多已经出版,其中体现出林连玉的系统思路就是“为华文教育合理的地位”,林连玉的故事就是“跟政治人物以及官僚系统不断拔河的故事,这个故事令人回然荡气”。

他说,林连玉是一颗读书的种子,是有风骨、风范的读书人,是上下求索的读书人,曾自谦为“四一先生”,即一张嘴、一支笔、一辆脚车和一个目标,即便拜会英殖民钦差大臣、东姑也衣着简单,显示其单纯得可爱。

他说,也就是因为林连玉的“简单性”,才使得华教在诡谲的政治漩涡中屹立不倒,保住华教的根。“如果林连玉是政治人物,华教就不能像今天那样不断地奋发、发扬光大。”

他指出,从1951年《巴恩报告书》、1956年《拉萨报告书》、1960年《达立报告书》到《1961年教育法令》,执政者不断提出削弱华教的政策,最终提出“最后目标”,授权教育部长把国民型华文英文小学改为国民小学,林连玉所处的60年代是华文教育的存亡的时刻。

何启良说,林连玉的贡献就是为华教教育定型,为华教组织定型,同时立下道德实践的典范,到今天仍不能被质疑。

批判从政者的道德制高点

他指出,林连玉是一介平民,与陈祯禄、陈修信等人出生贵门不一样,也不是像梁宇皋那样的政治人物,是穷教书匠,曾经养过猪,显得非常另类。

他说,林连玉的道德意义散发出伦理的价值,也使今天华教利于不垂,华教人士的道德标准反凸显出政党人物的道德缺陷。林连玉立足的道德高度,确立了批判政治人物的标准。华教运动的后继者也体现了这样的道德精神,是坚韧不拔的文化精神、富贵不能淫、大丈夫的精神。

林连玉曾作有《吕毓昌妹夫有诗见寄步韵一首》:“飘零作客滞南洲,时序浑忘春也秋。幸有嶙峋傲骨在,更无暮夜苞苴羞。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海外孤雏孤苦甚,欲凭只掌挽狂流。”

何启良说,一般常引用的是“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但是“幸有嶙峋傲骨在”一句更能体现林连玉在华教史地位。

大历史下的折衷妥协

王 琛发指出,今天讨论华教史上陈祯禄与林连玉互动,首先要看到大历史场景,1950年马来亚处于战争状态,英殖民只是宣布为紧急状态,主要是打击马共,到了 1952年投入的军力比与日本交战时还多出两三倍;全球处于冷战局势,西方的谍报系统嵌入马来亚,推行反共政策,防范华人社会赤化;另外则是陈祯禄希望联 合他族争取独立。

他指出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之中,陈祯禄与林连玉之间都是相互妥协,寻求折衷方案,当时陈祯禄排在首位的任务是联合友党争取独立,因此在华教问题上并没有多大的宽裕空间。

他说,由于许多历史文件尚未解禁,“华教的文件都在坐政治部的牢”,即便是文件解禁了,也有许多涂黑的地方,因此未能完整揭开历史的真相。

他指出,陈祯禄是非常有学养的人,有两千多册书籍,经常都在寻求新观念寻求突破,可说是“在历史漩涡中企图把握自己的人”,然而面临历史结构的限制,还有党内的绊脚石与抽后腿,只能不停地斡旋与妥协。

他指出,早前1923年,陈祯禄在议会内曾向英殖民官员提问学校用语问题,并提出说即除非学生对自己的方言(母语)有良好的、普遍的精神基础,否则学习外国语的价值是很有疑问的。陈祯禄也指出,当时派往印度的英殖民专员也肯定,每个孩子必须将母语作为思想工具。

王 琛发说,陈祯禄上述的观点,在1952年与教总联系会议时也提出来了,但是遇到《1952教育法令》争议时,却无法落实这样的理想,当时另一马华公会领袖 李孝式也公开说,陈祯禄满意《1952教育法令》,言下之意是不应该再和华教团体商议了,妥协太多了,免得影响争取公民权以及和盟党的关系。

他指出,在无法满足华社的要求时,陈祯禄就会声明马华公会只是政党无法全盘代表华社,这也开启了华社的反对空间,使得民间可以施压并与马华公会配合。

公民社会时代的不同实践

王琛发点出,当时处于威权政治,陈祯禄能在政府中代表华教团体去商议政策,是非常难得的,而陈祯禄有诚意、前瞻的视野与开阔的胸襟,是其他马华公会领袖所没有的。

他 说,尽管如此,陈祯禄的许多理想仍无法达致,“这证明当时缺乏一个氛围,是今天必须补充的,就是公民社会”。今天要继承陈祯禄的诚意、道德修养和政治见 识,但是却不能因袭其实践方式,“什么叫做折衷、委屈、斡旋”,整个社会趋向多元开放的时候,自居为父母官为民代言其实没有意义了。

“实践他的理想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实践的方式不一定要照他的方法。”

何启良在结语时也赞同,林连玉与公民社会的概念有着紧密的关系,林连玉虽然对公民社会的概念非常模糊,但是华教运动却仰赖对民众的信任,对民众有信心,其核心是相信民主的理念,显示是认同公民社会的概念的。

他 也指出,一部华教史俨然就是政治史,林连玉在华教与政治纠葛中,踏出第一步,他相信陈祯禄个人,但是不相信马华公会。华团提倡“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 但是华教问题还是依赖政治来解决,不管是投入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是跟政治有关系的,而林晃昇也加入政党,其实是延续整个华教运动与林连玉想法。

提倡两线政治,为教育坐牢

詹缘端指出,林晃昇原是矿业家,还经营信贷等商业,在1970年参与华教,短短三年后,即在1973年担任董总主席直到1990年卸任,期间最为人称道的是为广泛推动华人文化政治运动。

他说,林晃昇踏入华教运动是在五一三之后,国内外局势均是出于灰暗时期,独中也陷入低潮,可是却毅然站出来领导,可说是林连玉时代结束以后,领导华教运动与华社政治动员的关键人物。

他说,不应该忘记308大选以后畅谈的两线制就是林晃昇时代提倡教育平等、民族平等、民权平等理想未遂,而想以政治途径解决平等问题的产物,其观念是非常前瞻的。

他说,当初林晃昇踏入华教是担任中国学校的董事长,发现问题非常严重,因此觉得应该站出来从事工作,担任董总主席以后就是带领独中复兴运动,在1973年创办统考,1977年提出统一课本。

他说,一般人都容易忽略林晃昇对教育专业的贡献,林连玉奠定了华教的不死,而林晃昇却促成了华教教育专业的提升与飞跃。

他也点出,华教运动申办独立大学败诉,导致华教领导者思考寻求政治途径的突围。林晃昇与27位华教人士在1990年8月18日加入行动党,提倡“壮大反对党,促成两线制”,是为民权起义,主要的是形成政治制衡,抗衡国阵一党专政。

他称,林晃昇为了解决华教乃至民权问题,与政党与团体广泛对话,甚至还主动联系伊斯兰党,甘冒大不讳。“只要能给教育争取平等的机会,他都敢尝试。”林晃升时代的华教运动创立了不同于林连玉时代的典范。

林 晃昇的领袖特质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有理念与理想主义,对教育素质与建制有要求;二、不畏强权,当年即便被时任教育部长马哈迪威胁停办统考,仍不妥协,茅 草行动曾被扣;三、不怕牺牲,自喻华教运动是赔钱的生意,仍敢于投入,期间十二间锡矿矿场只剩下一间,仍然毫不眷恋。甚至到最后赔上自己的自由,为教育坐 牢,也在所不惜;四、百折不饶的精神,茅草行动后,没有改变初衷,加入行动党担任顾问。

人物史研究的陷阱

在 交流时间,隆雪华堂执行长、文史工作者陈亚才(右下图)质疑,讲述林晃昇不应掉入传统史学的帝王将相史观,过于拔高个人的角色,仿佛会长主席主导一切。例 如两线政治的概念并不是林晃昇先提出来的,而是一批青年民权工作者酝酿很久才提出来的,林晃昇的角色是敢于接过这个命题去实践,而华教工作方面也不应该忽 略林晃升身边的团队,例如李万千与莫泰熙。

《林连玉记事录:风雨十八年》编辑、林连玉基金董事李亚遨则指出,华教历史的人物确实非常不足,但是人物研究常涉及学术研究与社运运动之间的两难,前者的目的是求真,要有“独立的精神,批评的意识”,而后者往往希望有个旗帜,以为运动服务。

他同意陈亚才的提醒,讲述历史伟人不应该过于拔高个人,忽略群体的贡献与实际情况,因此应该反省今天“我们扛着(运动)旗帜,是怎样对待林连玉、林晃升、沈慕羽”。

何启良说,历史人物的评价确实要秉持学术的良知和独立的精神,詹缘端过去担任华教工作(在董教总工作十年),因此可能缺乏必要的距离感。若评价历史人物没有距离感,就很难有公正和独立的评论。

詹缘端则回应说,没有忽略大时代群体的贡献,点出林晃昇的贡献,主要是指出当时的政治处境及一般华团的情况,还有勇气站出来领导,这是很难得的。

他 也以自己写的《林晃昇: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无名英雄》一文为例,说自己并没有用研讨会讲评人认为的“丹心日月”为篇名,那是因为不认同这样的评价,“这个 帽子,我认为可能太高”。林晃昇在1990年8月退出董总,加入反对党,1991年董总第18届常委就职礼,董总常委赠予林晃昇“丹心日月”匾额,以高度 表扬对于华教的贡献。

他也指出,1999年林晃昇获颁林连玉精神奖时的感言提到“英雄无名”,指运动背后还有许多律师与学术人员的贡献;而之前在恭贺沈慕羽七十大寿时也说过“英雄无名”,强调运动背后都有群体的贡献,这都说明了林晃昇的自觉、谦虚与胸襟,这是领袖中少见的。

詹缘端承认说,曾参与林晃昇时代的华教工作,可能真的缺乏距离感,说的不一定完全客观,但是自己服膺历史专业,认为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谨慎,必须作深入的研究,方能定论。他也声明,身为华教工作后备对于前辈林晃昇不敢用“评价”这个字眼,只能分享自己的一些所见所思。

另外,王琛发也谈到,学术研究不能仅仅依赖学者的学术良知,例如华教和马共的“资料还在坐牢”,因此历史研究也要整个社会的参与,去推动解除资料的封锁。

本次讲座约有60人出席,大部分是年长人士,年轻人并不多,交流讨论也未甚踊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