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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教运动与跨族群

欲在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建构公民社会,跨族群似乎是必要条件。唯有各族人民相互交流,达到各族融合、团结一致,才能挣脱霸权政治的宰制。因此近期各个领域和社会运动都致力创造“跨族群”运动和论述,干净选举联盟和反稀土厂绿色运动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例子。

但是,教育领域要怎样推动跨族群?尤其在族群意识相对浓厚的“华”文教育场域,跨族群运动与论述更为迫切。有研究指出:“在马来西亚华人重新建构公民性的大趋势下,却遇到了一部分顽固派的排斥与抵抗。就华教界人士而言,有一部分展示了高度的族群意识,仅从华人的视角出发要求教育改革、公平对待,透过华人族群政党与执政者协商。”(施伟良《重构公民性:马国社运份子黄进发的案例研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学士论文)换言之,华文教育的高度族群意识会阻碍重构公民特质。

政治变迁影响族群交流

其实在华文教育场域推动“跨族群”动作并不新颖。早在1960年代,已有非华裔学生选择在华教体系完成小学至大学的教育。根据《南洋文摘》第8期(1960)、第10期(1967)的资料,曾有三名马来裔青年分别就读华文中学、马大中文系硕士班、南洋大学。

审视之,当时这群非华裔学生选读华校与推动民主或公民社会无关,反而是自觉在多元族群社会里,相互了解语言和文化才可达到族群交流。星移斗转,这种纯粹为了互相了解而学习他族语言的情况起了变化。自从政治严重分化族群以后,族群之间交流的氛围变得不单纯,常常夹杂着政治因素。同时,为了抵抗当政者的政治霸权,华文教育场域的族群意识也难免变得浓厚。

华教在公民社会的角色

经过一场又一场的社会运动,公民社会渐渐萌芽,华教工作者亦有意识的增加跨族群之举。然而,在华文教育场域里,到底要怎样“跨族群”才能有效建构公民社会?我认为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谈。第一,华教在公民社会扮演的角色。第二,华教体系内所拥有的跨族群资源。

就第一点而言,我们首先必须厘清的是,在华教场域跨族群,建构公民社会,是不是就必须摒弃族群意识?然而,“族群意识”和“公民意识”的关系并不是零和游戏。两种意识要如何斟酌存在,必须通过不断的实践。

倘若我们把“华教”的门槛稍微拉低,把大学、寄宿学校、工艺学院开设的对外汉语教学也纳入讨论,其实这群体充分展现“跨族群”。这些学校有专业的对外汉语老师专门教导非华裔学生华文,为学生讲述中华文化。这些非华裔学生在愉快的学习氛围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与此同时,老师们也从他们身上学习马来人的习俗。这种双向的交流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肯定能发挥有效的跨族群交流。因此,若真的要求华教在公民社会扮演角色,我认为他们就是正在实践的一群,而我们却往往忽略这一群体。

此外,我赞同黄进发所说的,把华小10%非华裔学生的家长组织起来,为华教的生存辩护(参见《专访黄进发谈“大马族群关系”》,韩江学院网站)。可是,校地不足、师资短缺、拨款不足等问题要怎样通过“非族群意识”解决?这些诉求是否可以通过公民集会解决,动员非华裔一起作出诉求?这10%的群体与其他90%群体的关系是什么?

即便这10%的非华裔家长和学生愿意站出来维护,我们应该互相警惕的是,不依赖华基政党与执政者协商来争取权益,不让华教成为政治人物捞取选票的禁脔。

华教体系的跨族群资源

母语为最有效的学习媒介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华校的教师本着有教无类的宗旨当然欢迎非华裔学生。然而,回到现实的华校教育状况来看,我们缺乏条件栽培他们,例如,小班制、专业的对外汉语老师、适合的教科书等资源。此外,华小每一年学生爆满,老师对学生的比例是一位老师对五十位学生。不仅如此,老师还必须日夜追赶课程进度。繁忙的公务让老师累得无法多照顾非华裔学生的学习。简言之,如果我们要接纳更多非华裔生入读华校,就必须先充分装备好华校体系,让这群学生受惠之余也能达到族群交流的效果。

平心而论,有多少位非华裔生可以像笨珍培群独中教师艾美拉那样,从独中到大学接受完整的中文教育,掌握良好的读、写、听的中文能力?或者又有多少位非华裔学生可以修读至高等教育阶段?对于非华裔学生入读华校的情况,我们跌入了迷思,只要人数增加且取得颇不错的成绩,我们就因此沾沾自喜,认为华教“跨族群”了。当我们只用少数的例子来论证大方向,这些例子的说服力是薄弱的。

无论如何,任何论述都有助于我们思考。可是,千万别陷入让教育解决政治问题的困局。“跨族群”是一件自醒自觉的事,同样地,华教“跨族群”也必须是自由、愉快的事,强硬让教育服务政治,恐怕事倍功半。

雷秋明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目前就职于非政府组织

(本文为2014年华教节特辑文章系列,今年题目是“族群认同与民主转型·华教的新时代挑战”,由林连玉基金组稿。)

本文刊登于《光华日报》2014年12月9日,这里刊登的是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