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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字辈眼里的华教

中学时期我有一位独中生好友。我经常听他大吐苦水,说独中如何自力更生,如何遭政府忽略和打压。言语中他提到几位华教斗士的大名,夹杂着几分自豪、热血和精神的传承。

若干年后,我从台湾回国并认识了一位中文系学姐。同样从独中毕业的她在某一次偶然会面下突然质问我,“独中真的有必要存在吗?”对于他俩,我都无法给出确切的回覆。

陌生的“华社”概念

回头说说自己。据老妈子声称,我差些进了独中,但最后进了国民型中学。一个礼拜有五堂华文课,读名句精华,写作文,学成语。更多时候我私下翻阅武侠小说和各类书籍。学校社团有华文学会可参加,也有书法和二十四节令鼓可以学习。

我从来不觉得华教生存受威胁,也不瞭解独中朋友的悲情。夜晚,我甚至可以回到学校的篮球场上学习气功或太极。

中学毕业后我到台湾升学,当时并不觉得我的中文比独中生逊色。一番兜转下,留台返马后我依循本身的学历资格进入《星洲日报》当记者。

1988年是我出生的年份,老一辈的辛酸我依稀听过,我知道林连玉是华社的“族魂”,但也仅此而已。加上没有独中背景,报馆的“华社”概念我始终相对陌生。在我频频拜访华基政党和华裔社团活动当儿,我尝试勾勒我的人生路:就读华小和国民型中学,之后去了台湾和中国,回来后投入华文报馆当记者。

究竟身在何处

淨选盟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以后,新近崛起的民联政党将普世价值和西方民主、自由、平等,摈除种族主义的概念广加传播,一时引起了强烈的回响。执政党的贪腐更是加强了这股风潮。国内青年,包括回国的自己也加入了游行队伍。这难道不是年轻世代和知识份子所应该追求的吗?

时值人民勇敢上街的年头,我也在机缘巧合下加入了报馆撰写国民型中学课题的小组。我们和相关组织会面,翻阅报告、展开小组会议,之后我们开始撰写。文章主轴在于国民型中学是否成功保存“中华文化”。评量标准包括:华文课节数、校长人选(是否为通晓中文的华裔)、各族学生招募、沟通语言、课外活动、学生名册和班级名称等。有些国民型中学正逐渐丧失这些东西。

就在撰写过程中我不禁问自己,还是学生的我真需要这一些吗?班级牌匾上写着中文字,名册上录有我的中文名字,课堂上周围坐着同样肤色的朋友。下课以后我能够学习书法、锣鼓和中国画,用华语沟通,向华裔老师和校长鞠躬。我停笔皱眉,当下竟有些抗拒。

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么?霎那间我有个错觉自己究竟身在马来西亚还是中国。

怎样摒弃自身而融合

热血青年是人生必经阶段,一如香港发起的“占领中环”运动,学联领导人都是年轻而充满干劲的大学生。热血青年是理想主义者,是浪漫主义者,是冲锋陷阵的勇士。他们不被世俗沾染束缚,不犬儒,坚定不移追求理念。我不敢说自己曾经这样,但多少接近。

撰写完报告以后,我如何看待独中和华教?若学姊再度抛出同样的疑问,我会说:“对我个人而言,独中没有存在的必要。”

我曾经在报章的专栏文章,将华社(包括三大支柱华文教育、社团和报馆)譬喻为我家门外的母狗。没有不敬的意思,只是作为反思。我们家将流浪母狗呼唤作“格格”,意为女孩,没什么特别意思。尽管我们不收留它做宠物,却是疼爱有加。姐姐买生肉煮给它吃,她不在时,我和老妈子也不敢怠慢。有时候我会因为没有喂它,或在交配期不收留它而感到纠结,但老妈子不会。我发现箇中原因在于,老妈子知道格格一定能够在外头生存下来。那是它的本事。

在同一篇文章中,我也提到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和《下南洋》纪录片导演周兵在各别场合中的言论。前者提到中华文化中的“龙”不能直译为英文的龙。中国龙结合了虎头、蛇身、鹰喙等,能够穿越五形,腾飞入海,讲的是“和而不同”。

周兵在探究世界各地的华裔移民后,所作的结论更清晰易懂。他说华侨在多年的移民历史中已经不是中国人了,他们已融入各地域的文化中,呈现出多元面貌。华侨背后的历史够多了,他关注的是未来。华侨应该如何让中国文化对全球文化作积极贡献?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中国文化与精神之传承能否不局限于文字?它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摒弃自身进行融合?如果我相信它能够像格格一样能在外头生存,我应该放心让它出走。因此某程度上而言,独中不必存在,但必须有明确的方向。

华教危机在哪

有人说我那篇文章色彩淡,立场模糊,开头来个大龙凤然后虎头蛇尾。我赞同。但一方面这或许源于我尽量客观看待事情的方式。你说得对,他说得对,可能你对得比较多罢了。现在我要做一样的事了。

我有个朋友名叫林韦地。他很嘴砲,但对政治社会课题很有见地。在吉隆坡戏院街的月树咖啡馆见面时,我质疑“华社的概念存在是否还有必要存在?”,身为一位独中毕业生的他说当然。在政府未正式摒弃单元教育的情况下,内部力量的凝聚难道不是必然的?

另一位报馆的前辈诗人对此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把扣起的手放在肚腩上对我说,我不曾经历过那一段艰辛岁月,我不懂。董总喜欢用以宣传的“温水煮青蛙图”我不以为然,但对老一辈而言却是意味深长。在他们眼中,外部威胁仍蠢蠢欲动,是我看不出来(例如茅草行动)。1996年教育法令和拉萨报告书就是。

诗人也说了另一番话:“其实那些巫统政客要瓦解华社有很难吗?只要他们大力给予华社拨款就好了。”外部威胁没了,内部抗衡自然冰消瓦解。

简而言之,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关丹独中的设立和伊斯兰文明课列为必修课,都因此成为华社的重大课题。是否1996年教育法令和拉萨报告书不改,独中危机就还在?

某天我翻开报纸,看见霹州模特儿半裸拍婚纱照的新闻。不知怎的它突然启发我另一个看独中事件的角度。我当下这么想,假设相关目击者没举报,事件会掀起任何波澜吗?是否可能一些在场的友族同胞觉得这是华人的事无所谓?有很大可能这事件根本不会成为一个议题。

我读到一位巫裔同胞在英文报章的专栏文章。独中危机?他觉得很可笑。他举证说近年来独中学生的人数激增,他看瞎了眼都看不出危机在哪。

牆阻止沟通交流

其实,独中背后是在争什么?很简单,但直到有位学者一语道破我才顿悟。这和华小背后的课题在本质上基本相同。归根究底,就是要政府承认华社、华语的平等地位。

再接着问,独中危机存在吗?如今我能依据从本身有限的瞭解来答覆。我觉得危机不大。但潜在的政治因素导致的未来变化,我却不知道。更重要的是,外部和内部的抗衡力各自努力维繫中间的牆,以防止坍塌,而这阻碍了大量的沟通交流。

危机不大的依据相当主观。首先是政府必须迎合国内的政治局势渐趋开明,以赢取各方的支持,近两届大选确立两线制是一大突破。其二,是我对伊斯兰教义的个人见解。或许有人说伊斯兰党的支持者很可能联合执政党大团结,但并非整个党都是铁板一块,宗教色彩比种族色彩浓厚的穆斯林并不会干预其他种族各方面的自由。其三,我国的立国基础,在联邦宪法之上长期以来所建立且成功保存至今的多元文化。

在此,我想用马来文《圣经》中的“阿拉”字眼事件打个比方。马哈迪曾针对此事说,为何这一课题从前不成问题,如今却被带上了法庭呢?他的意思是:“如果你要政府公开承认是不可能的,但民间要自己来却是你们自己的事。”这道理搬到华文地位的课题上也一样。“你要政府公开承认华文地位是不可能的,但私底下你们要办华文教育,我们就算不鼓励但也不会阻止。”姑且称之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文化”吧。这在国内各领域裡似乎相当流行。

建立新国家身分认同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文化”是否是一个长远之计或解决之道?不是。但从上述的意见看来,独中(乃至于华社课题)课题的未来都必须寄託在国内政治局势,以及政治当中挂钩最深的种族和宗教课题。因此,从以教育为主的角度出发去解决教育课题,就变得不可能了。

其结果是,国内许多课题包括教育,都必须先从最前线的种族和宗教课题先进行解决,而这在短时间内恐怕都无法解决,且结果难以预料。多年以前身为资深记者的堂哥也表示,“泛政治局势是阻止我国继续往前跨越的一大阻力。”

只要政治局势不改善,华社外部和内部抗衡力量之间的高牆就会一直存在。具体点说,高牆的存在是始于彼此的互利和互不信任。而互不信任扼杀了大量的沟通、交流。这除了导致僵化,也抑止了积极发展的可能性。“关丹独中”和“规定伊斯兰文明课为学院必修课”事件所掀起的风波,便是很好的证明。

无可否认,多元流教育体系确实会造成社会“种族隔阂”。若我们承认多源流教育是合理的存在,又该如何在互不信任、互不沟通交流的情况下继续向前迈进,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身分认同?

郭史光治,台大中文系的文青,曾任《星洲日报》记者,如今任职于The Edge财经报。

(本文为2014年华教节特辑文章系列,今年题目是“族群认同与民主转型·华教的新时代挑战”,由林连玉基金组稿。)

本文刊登于《当今大马》2014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