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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教育与公民养成

政治哲学学者周保松说过,“教育有两个根本的目标,第一是令学生学会思考人生问题,并教他们有能力有自信活出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第二是令学生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日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推动社会进步”。

综合来说,教育应该培养出有主体意识和公共意识的公民。我国的教育是否在这两点上作好准备?本文想以最能训练思想和情感表达的作文教育入手,分析上述问题。到底作文教育(尤其中学阶段的作文教育)在公民养成上有何表现?

屏蔽现实的“敏感话题”

受过国中教育训练的人都会发现,学生接触的作文题目(尤其是议论文和说明文这类说理型文体)在课题选择上相当有限。还记得着这句话吧?“作文不能涉及政治、宗教、种族等敏感话题”。这条金科玉律让一些和“敏感话题”有关的现实议题,如莱纳斯、净选盟、红衫军等自动被屏蔽。

当然,语文科作文的重点还是在语文表达,要课程兼顾社会议题或许有那么点沉重。但,观察其他适合讨论此类议题的学科,如“公民教育”、“道德教育”,或中六的“通识教育”(Pengajian Am),其考题也谨守上述规则。不要忘了,这些被拒于门外的“敏感话题”偏偏在现实生活中起着最重大的影响。

回避这些议题,学生就失去了认识和反思眼下社会的好机会。它不只影响下一代对公共议题的认知和讨论能力,严重的甚至会造成下一代不时自我审查是否触犯禁忌,讨论“不该讨论”的课题。如今很多人对政治议题无力、无感和无知,也许和就学阶段就受到阻遏这一点不无关系。

作文的内容和写法也常受限。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在最能抒发情感和反思自我的抒情文中,学生不被允许流露任何负面思想。但何谓“负面思想”?谁可以决定一个思想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如果说书写负面情绪和内心的阴暗面就叫“流露负面思想”,那基本上作文就是阻止学生面对自我,因为这些“负面思想”是人人皆有、无法回避的。

鼓励写保守正确观点

学校栽培的众多知识技能中,作文本是最能反刍自我生命和建立主体意识的一环。但对很多师生而言,作文,就只是写出符合考试标准和形式的文字,或他人期待的、理想的“自己”。这也说明为何很多学生仍离不开范文或制式的写作模式,因为它最安全、最容易过关。有人或会说,学生思想不成熟,怎能放任他们发挥?但,思想不成熟,又不经训练,那如何可以成熟?何况,人的生命是一己的,而人对生命的诠释是不同的,我们应该鼓励和引导学生探索自我、表达自我,而不是将一个标准套在他们身上,要他们跟随。

上面谈的比较是抒情文的例子,如果换作议论文、说明文,情况也没有比较好。学生常被鼓励写的是保守和政治正确的观点。假设有这么一道作文题目《如何促进国民团结》,阅卷者期待的是类似“多办文化交流活动”、“提倡爱国精神”的观点,而非“改变族群政治”、“面对族群暴动的历史伤口”云云。写出第二类观点的学生极容易被判成“思想不正确”的问题学生。巴西教育理论家巴勃罗·弗莱雷(Paulo Freire)说,在缺乏民主传统的“垂直”社会,人们与社会的关系只是“适应”,而不是“参与”。从上述例子,我们亦可推断,国家教育期待的下一代是在不颠覆当下制度的情况下适应政治的人,而非一个审视与批判体制的积极介入者。

公民需有思辨能力

最后想谈的是,作文教育对思辨能力重视不足。一般来说,无论华文、英文还是国文,只要能顺畅无误地写出有基本内容的文章,即可取得佳绩。很多老师在批改作文时甚至只是抓语病和错字,极少注意内容是否扎实与深刻。连最考验学生思辨能力的议论文和说明文,也很少老师会专门教学生何谓论点、论据和论证,以及如何用逻辑贯穿三者。引证时,也往往不要求学生注明来源或辨识证据的可靠性。

没有这方面的训练,学生如何能有清晰和严谨的思想?如何能在众多资讯中分辨真伪好坏?随着网络的普及和社交网站的发达,如今人人皆有说话的空间。但观察网民对新闻事件的评论,往往看到不少谩骂、标签和嘲讽,或犯上逻辑或人云亦云的问题。追溯原因,教育必定是无法回避的源头之一。如果我們承認良好的公民必定是有思辨能力和说理能力的公民,這個現象就值得重視了。

作文只是国家教育的一环,从更大的层面来看,它的问题反映了教育制度的僵化和政治制度的干预。我们当然期待前线教育者自觉并努力改变现状,但最为关键和迫切的还是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毕竟制度不改,教育仍难脱离被利用和同化的命运。

 

张康文,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中文学程硕士生。

(本文为2015年华教节特辑文章系列,今年题目是“中学教育怎样培养现代公民”、“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的改革前路”,由林连玉基金组稿。)

本文刊登于《当今大马》2015年12月8日,这里刊登的是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