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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首忽惊明月冷——为1999年华教节纪念林连玉先生而写

“如果林连玉先生活在今日”,是今年华教节特辑的其中一个题目。若这个问题是针对林先生面对今日马来西亚变化的心情,答案其实也不是那么难找。我们可以去找陆庭谕、沈慕羽等先生,这几位先生对华教问题一直锲而不舍,在风华正茂的年代结伴走过相同的路。他们的答案不一定完全符合林先生的意思,但想来内容也不至于差得太远。

但是若是探寻活在今日的林连玉先生是不是仍然可以施展他自己的抱负,这个问题之前恐怕还得另设一个问题:这个抱负是什么?是不是要华文成为官方语文,或建立独立大学?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时代变了,看法也跟着改变,文化承传的要求已做了许多调整。独立以前林先生要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的时候,是多么的理直气壮,现在看来当然令人无限感慨。

我问过陆先生,林先生在公民权被吊销后,有没有想到要回大陆?我不是刻意问这个问题。只不过觉得他是中国出生的,又在他的书中看到他初来南洋的时候有化不开的乡愁。在不能发挥自己的理想之余,回去也许从个人的精神生活上是一个解脱,当然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回去以后林先生要干什么?当时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是不是理想的居所?陆先生并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但是他的话可以一引:“林先生若这么做了,其他人一经打击怎么办,他们不是更快消沉吗?”

不变节不逃避

陆先生这句话其实是替林先生80岁时说的“我不变节投降,没有逃避走开”做了最好的注脚。

我姑且相信林先生是基于这样考虑的,但是这样的心情反倒像在塞北牧羊的苏武了。对我们来说,除了做一个象征人物以外,在什么地方他可以找到生活的满足感呢?他又如何解决内在的孤寂感呢?

林先生是马来西亚华教发展史中最具悲剧感的人。他很早便已决定自己要走的路,说来其实也极为简单:大概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教育注册证、公民权被拿走以后,他连“为之”也不能,那几年独中人数连连下降,他的牺牲似乎不能在社会掀起应有的涟漪,知识分子最大的无奈,莫过于如此了。70年代以后,独中人数开始好转,可是那也并不是一个舂天,对林先生来说更是如此。

我1984年进入大学,林先生1985年去世,但我对林连玉先生知之不详,对一个想念中文系的人来说,当然有些不可思议。但实在情况,在我的生活经验或阅读里,林先生的名字都没有步入我的脑海。我看的书不少,但大体都是随兴,没有系统,没有注意林先生这个人,不知能不能说情有可原?也许我就是大部分马来西亚华人中的一个。与其说是我的不幸,倒不如说是林先生的无奈。

几位替他写传记的人都说林先生那几年还在关心国事,其实也不过是让林先生看来更加一以贯之。晚年的林先生可以做的事其实不多,从公民权被吊销到他去世为止的大约20年中,林先生没有留下多少可以让我们大书特书的事迹。林先生对国家大事只能做一个旁观者,他可以再说什么呢?他的话应对谁说?哪一家报馆会刊登他这一位非公民的话?林先生的生活不外是聊天、弈棋、打牌、翻报纸、整理旧稿,生活当然不为一般人所知。林先生去世以后,华社将他重新抬出来,他的精神价值终于在死后历久弥新。

华教路满忧患

说“历久弥新”大概是错不了,因为林先生的名字有必要一提再提,这也表示大家都知道华教的路是充满忧患的。我们仿佛一直都处在让人遗憾的年代。从前受华文教育的阻碍较小,但是受教育的机会却不比现在普及。如今教育普及,古典中文的训练在马来西亚却处在节节败退的情况。我在东亚系开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课,大部分选修这门课的都是中文系最后一年的学生。我在第一堂课中随口一问,知晓他们当中有许多不知“乾嘉”指的是什么,谭嗣同是何人。与其说是学生的不幸,倒不如说这是中华文化在多元种族国家发展的必然性。

我看中小学现在的华文课程纲要和课本内容,感觉它的生动性远不如我读书的时代,约略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了。所以林先生当年追求华文为官方语文的问题,对华文教育的发展是一个关键性的原则,文化的传承删删减减是林先生举起双手反对的。但就马来西亚的国情来说,许多人都觉得林先生走得太远,太激进了,于是林先生最后站在失败的那一边,文化发展和生存空间得做一些据说是适度的调整,所以我们获取一些,我们因此也失去一些。对我们这些吃文化饭的人,对失去的一切当然不是那么容易释怀。

文字理胜于情

林先生对华文教育看得深,看得透,很会辩论,是理智而清醒的人。他的笔锋犀利,言之有物当然是错不了的,但细水流长,让人余音袅绕的文字却不多。林先生被吊销公民权后写回忆录,以华教事件为主,我读后不免有些遗憾。林先生的文字总让我觉得理胜于情,没有品味人生,引人幽思的作品。但这不关林先生的事,而是我个人的文字偏好和性情使然。

但是即使是就理方面而言,我还是替林先生可惜。林先生所留下的文字应该可以更多,他应该让我们这些没有见过他的后来者有机会深入他的世界。他对许多事情没有交待清楚。他南来的时候已是26岁,在当时风起云涌的时代中,他是不是一样热血奔腾?他为林语堂、鲁迅、顾颉刚等人的演讲做记录,他自己是不是也有为那个时代留下片语只言?在一个内忧外患的时候,林先生对中国时局有什么看法?如果他有写文章,文章留在哪儿?他为什么南来?内心有没有经过挣扎?

林先生晚年其实可以潜心写更多东西,但我们怎么还敢苛求他呢?他做得已够多了。我听陆先生说,林先生的遗作并不是全部都已出版,至少其中可以编成一本书的书信稿目前还留在大陆。我只希望过些日子林先生100冥诞的时候,遗著可以全部出版,或者我们也可以办一个较像样的学术研讨会。林夫人在林连玉晚年的时候跌断脊椎骨,不能走动,后来林先生的视力又不断衰退,几乎都看不见了。陆庭谕先生在一篇回忆林先生的晚年文 章中那么叙述:“有人要探望林先生,林先生则说:‘我不能招待你们,也没有人招待你们。’林先生有时巍颠颠地拿着小桶回到厨房拿水进房间,里面是老人呻吟声。”我读后感触万千。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欠林先生太多,我们应该将他的资料尽放在读者面前,为马来西亚的华教发展做更好的分析。

唤起执着

从过去的老一辈读书人身上,我常常会想到文化传统的问题。林先生算是一个相当传统的儒者,他们做人做事都是自然形成的,他们在事关民族大义的问题上分得清楚,给我们树立好榜样。他以他的人格力量唤起我们对文化传承的执着。我们怀念林先生,其实是对一种精神和人格的怀念。我们到今日还可沉缅在中国古典思维里,这种文化因缘至少有一部分得谢谢他及和他走在一起的人,没有让中国文化的美学价值在马来西亚断根。假如没有他们,今日华文教育的发展必然走得更崎岖。后来的人在维护华文教育也必然找不到那么多的道德资源。

林连玉先生一生的经历让我们惭愧,让我们掉泪,让我们每次一触及华教课题时都会想到他寂寞的呼吁。

 

①本文原载16/12/99《南洋商报》。何国忠(1963-),马华青年学者。柔佛州嘉亨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硕士、伦敦大学博士。现为马大东亚 研究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