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u

【2016年华教节特辑】谈“华教”和“华教运动” / 曾维龙

在马来西亚华社的语境中,“华教”和“华教运动”这两个词语的应用一直都并行不悖,甚至互为溷混用。

我一直主张上述两个概念应当分割讨论。前者包含教育的本质、专业、团队、组织,甚至独立的一个领域。其主体主要由学生、老师和家长构成;后者则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和信仰,包含社会各阶层动员的力量,甚至是跨族群的议题。

教育政策不确定性

当下华教或华教领域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国家教育政策的不确定性。无论我们如何认为华教的归属是否应当在华社的手中,华文中小学的编制依然属于国家层次问题,或宏观政策体制下的一个环节。尤其在一个还是第三世界权威国度里,我们的教育体制是由中央而及地方,由上而下的实施。

从课本和课程的设定,到师资培训和最终公共考试(评估)的依据,都以一个中心为要旨,即马来西亚是我的祖国作为出发点。培养国民对国家和民族的效忠与认同,是国家宏观的目标。

然而,什么是“国家”,1969年前后民族国家的认同意识,显然处在不同的历史模式。当下我们还要面对泛回教化教义的问题,国家政治的方向正处在十字路口。

教育的方向应该怎么走?华教的方向应当怎么走?这是一个大哉问,却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华教面对全球化挑战

其次,华教还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确切的说,1996年教育法令实施以来,为私立学校设置了全面规范,允许私人领域和资本介入教育领域。

截止至目前为止,国际学校在近年来倍增,从根源上与1996年教育法令以及马哈迪当年的2020宏愿不无关系。主流的英语语系教育体制,反而成为这些国际学校竞相挪用和接轨的通路。华教反而成了与潮流相对立的“传统”办学模式。

然而,正是这种“传统”的办学模式,与1960年代以后大量的国民学校(全然以马来文为媒介的学校)相比,华校的数量(包括华小、国民型中学和独中)虽然被限制,却反而更能保持其特色。

从市场的意义来看,家长对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的期待,才是他们选择学校的标准。因此,华校反而吸引他族进入。但是,国际学校的增加反而成了教育市场上另一重要选项。

叶新田成华教运动负资产

一旦国际学校逐渐普及和更为平民化,以争取庞大的教育领域市场,华校的学生来源或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挑战。

以上问题,并非能从“运动”的角度处理和解决。过去董教总在前主席叶新田的把持操弄下,频频产生组织危机。他的危机发展至今,反而成了华教运动的负资产,深刻影响董教总另一重要的一面,即扮演华社内部的教育部,举办统考,调适独中课程纲领。

简言之,叶新田从华教运动崛起,成为华教领袖。然而,一旦其信仰开始腐蚀“华教”自身应有的专业性,就成了悲剧。

再定义华教及华教运动

近日来彭亨州关丹中华中学所面对的问题,何尝不就是有人把“华教”和“华教运动”重叠解读,企图从过去“华教运动”的经验中解决和发现问题?殊不知“华教运动”并不包含应对全球化和资本化的经验。

一批过去在华教运动里以抵抗政治霸权的老人家,想法上已无法和时代并进。

更确实地说,今天已无所谓“华教运动”领导“华教”发展这一回事。反过来,我们要重新定义“华教”,再重新定义“华教运动”,或许我们才能从容探讨今天的“华教运动”应该是什么。甚至应当思考,不是“华教运动”领导“华教”,而是“华教”领导“华教运动”。

最后,无论从哪个角度讨论“华教”和“华教运动”的辩证关系,得出哪些结论,我们都必须正视年轻一代或有资本的一代人,他们需要的是有保障的教育品质。华教运动的抗争,与吾等何干?

上一代的“华教运动”或随着公民社会的成熟和议题转移,或趋于结束。这也许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刊载于《南洋商报·言论》(07/12/2016),作者:曾维龙,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