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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的多语兼用

人类一旦习惯了不自然的生活方式和说话方式,就很难恢复自然的生活状态和用语习惯。比方说,像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具有多元族群,文化和语言的社会,在还没有被现代性的价值观洗脑之前,由各族群所组成的社会一直都实行着多语兼用的社会交往模式。

华人能说几种汉语方言一点也不出奇,说流利的巴刹马来话更是家常便饭,马来人和邻居说闽南话、粤语或淡米尔语,也理直气壮,理所当然。伊班人口操本身的族语之外,还能说福州话、马来话,比南话等等,也被当地社会视为天经地义的事。可是,经过了50多年的国语政策、文化政策和教育政策,这个语用情况几乎彻底改变了。

曾几何时,接受现代性教育洗礼的独中生变成百分之百的“华语人”,大部分无法流利的说马来话。国民中学的马来学生也变成百分百的“马来语人”,无法像他们的家长那样,略懂一些汉语方言。这两个族群的新一代人,越来越被各自的“族语”所分化,他们被灌输的“母语”,把他们个别塑造成“华人”和“马来人”。这些受过现代性教育的国民和国语政策的产物,在族群或身份认同上日趋单元化,可是却有部分往往自以为是“多元文化”的拥护者。

被单语垄断的公民社会

林连玉基金在今年6月19日举办了一场《林连玉与乌斯曼阿旺: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研讨会。笔者担任该项活动的义务摄影师,没有留意主讲者的内容,可是却必须对这项划时代活动的历史意义,说上两句。笔者估计,这场活动或许是全国华教组织,甚至华人团体破天荒第一次用国语或马来语来进行的正式活动。虽然主办当局没能吸引大量华人以外的族群前来参与,难免引来一些华人基本教义派人士的嘲讽,比如:“华人办活动用马来文,莫名其妙”,或者“华教团体不用华文,自甘堕落”等等,可是,该基金会为了向友族伸出橄榄枝,而不惜放弃使用自己最舒服的语言,就是突破性的壮举。

实际上对笔者而言,林连玉基金会的“壮举”一点也不反常,它只是因为在过度不正常的社会中表现了正常的一面,才显得突出。在这个不正常的社会,任何族群组织举办的活动必定将不谙某种语言的人士排除在外。例如华团活动必然用华语进行,马来语文组织必然坚持百分百的马来用语,淡米尔文社团也视全场使用淡米尔语为天经地义之事。然而笔者必须说明,什么族群在什么场合使用什么语言,从来都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的事。

不论是什么族群组成的组织,都是时候别限制自己的活动用语,而尝试多语兼用的方式了,即便使用多语会影响活动的效率;可是为了贯彻和容忍真正的多元,难道我们不应该培养包容差异的耐性?在任何一个社会,不同族群对不同语言的掌握程度不同,才是理所当然的事。面对这种理所当然的语言使用情况,为了了解和沟通,我们只有两个选择,第一、强迫所有人使用一种语言,其次,主动调整自己,习惯使用不同语言。选择第一种方式的人,即使不具备国家赋予的制度化权力或暴力,心态上也属于反对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基本教义派。选择第二种方式,才是真正拥抱多元,期待不同语言和文化百花齐放的人士。

不彻底的文化多元主义者

让人遗憾的是,虽然各族捍卫母语教育的人士都宣称自己是文化多元主义的拥护者,可是这样的胸襟和态度却鲜少表现在他们的处事和作风上。他们依然习惯在自己最舒服的场合,使用自己最习惯的语言,和自己的族群说自己的母语。难能可贵的是,社会上不时会有一些由各族群组成的组织,尝试突破族群用各自母语建造的攀篱,用多语进行活动,然而,他们必须承担被部分自己的族群疏远或放弃的后果。

例如在今年举办的528不剪之夜(Tak Nak Potong)新闻自由晚会中,没有出席该活动的笔者听说;一些期待全场活动用华语进行的公众人士,发现活动不是百分百用华语进行后,失望的掉头走开了。另外一些听不懂部分用华语进行的节目的马来人或讲英语的华人,也悻悻然的参加到半途就开溜。笔者以为,这些半途开溜的各族群人士的失望原因不外两种,第一,是对语言使用的政治正确性抱着过高的期望,其次,对自己听不懂或不熟悉的语言缺乏耐性。

语言的政治正确性的最极端表现,就是那些认为华人的场合一定得使用华语者,官方场合一定要使用国语者,或者国际场合,正式场合,“高级”场合,一定要使用英语者。坚持各种用语的人士,对各自熟悉的语言都有特定的癖好,却用政治正确的理由,掩盖自己的偏袒。这种偏袒的结果,就是造成今天在任何正式场合,都必然要将不谙特定语言的人士排除在外的族群隔离局面。

公民社会制造的族群隔离

独立以来制定和贯彻的国语政策,本质上是独尊马来语的同化政策,对这项同化政策的反弹,造就了今天波澜壮阔的“华教运动”和淡米尔文教育。这些捍卫母与教育的运动,是基于对语言权利的维护,本无可厚非,可是却间接的加剧了族群认同的单元化。而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华人说华语”被当作天经地义的圣训。对这种语言上政治正确的坚持,促成了80年代的华语运动,以及今天所有华团办活动几乎毫无例外的使用华语为媒介语的僵化局面。

以办讲座或座谈会为例,为了迎合这种语言使用政治正确的思维和态度,主办当局必须预定一种用语,限制了主讲人人选,无形中也限制了讲座题材和讨论的课题范围。实际上,在马来西亚这个社会,任何族群都至少谙一种以上的语言。双语讲座甚至三语讲座,对这些人的参与和理解,绝对不会构成巨大的障碍。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主办单位都会为了“沟通上的方便”而牺牲多元族群的集体参与。

仔细剖析这种心态,实际上和政府为了促进“国民沟通”,而将所有族群放在宏远学校这个使用马来语为媒介语的政策动机没有实质的差别,而只有形势上的差异。后者是动用国家资源和国家机器,剥夺充分使用母语的权利,前者则是在标榜母语权利的基础上,将不谙特定语言的“非我族类”排除在民间建立的公共领域之外。这种隐讳不明的排外心态,常常引起主张通过单元源流教育来团结国民者如邱家金、詹德拉姆扎化等的批评和攻击。

如果面对批评的最好方法是建设,也可以被争取母语教育所沿用,那么,华团主动在语言使用上多元化,并且将排除其他语族的程度减低,就似乎是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了。

在这方面,反而是政客最有先见和具备灵活使用语言的经验和无畏。特别是在全国普选和补选期间,几乎任何一场政治讲座的出席者都涵盖三大民族,甚至原住民等其他族群,而公开演说的政客为了表现其容纳各族的胸襟,也都毫无例外的尝试用三种语言,甚至加上方言来致辞。虽然政客私下未必对所有语言毫无偏好,可是他们至少在语言的使用上尽量照顾了所有族群的感受,以及沟通上的需要。

笔者以为,政客的诚意虽然难免往往是最值得怀疑的,可是他们在面对群众时的语言使用却是最自然和朴素的。公民社会应该向政客的第二方面看齐,才有望将逐渐扩大的族群距离缝合,也才能堵住邱家金之流主张同化论的似是而非学者的嘴巴,成就一个不分彼此的马来西亚国族。

 

周泽南是资深媒体工作者,曾任国营电视台电视节目制作人。

来源:《独立新闻在线》 2010年7月6日